从金融经济增长阶段转换的角度看，从2010年一季度开始的增速回落，到2016年三季度开始触底，逐步进入中速增长平台。触底是一个试错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从过去两年多的情况看，构成高增长重要来源的基建和房地产投资的历史需求峰值已过，在增速回落的过程中，仍在寻找与中速增长相适应的新均衡点。这样的均衡点找到后，整个经济的中速增长平台才能基本稳下来，进入一个较长时间的稳定增长期。
继续沿用老办法，主要是通过扩大基建投资来稳增长。这种办法看起来轻车熟路，据千讯咨询发布的的《中国金融市场前景调查分析报告》显示，但面临金融杠杆率上升、投资空间缩小、效率下降等难题。另一种思路是将近期的增长回落归结于去杠杆以及从紧的宏观政策，主张通过宽松的货币政策和“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维持已有的增长速度。还有一种是主张尊重增长阶段转换的规律，适当降低增长预期，在保持适度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同时，聚焦于实质性深化改革，拓展新的增长来源，争取中速平台上实现有活力、可持续、韧性强的增长。
在以往长时间的高速增长阶段，GDP指标被置于优先地位，尽管这种方法存在问题，但在那个阶段还算过得去。进入中速增长阶段后，潜在增长率下降，如果继续实行GDP挂帅，问题就会凸现。党的十九大提出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在增长目标及其实现机制上要有相应调整。高质量发展并非一个抽象概念，可以体现为由一组指标构成的目标体系。其中具有标志性的指标是就业，还可以包括风险防控、企业盈利、居民收入增长、资源环境可持续性等指标。
如果高质量发展的目标体系处在一种适宜状态，与之相对应的增长速度就是一个合适的速度。在增长目标的形成机制上，应当由以往的“速度决定质量”转变为“质量决定速度”。速度和质量有可能出现冲突，需要寻找的是其内在逻辑上的协调性和一致性。事实上，短期内与高质量目标体系相适应的增长速度，从中长期看也是可争取到的比较高的增长速度，因为避免了大起大落，从而有效利用了增长潜能和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