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共识与政绩观，社会共识是对发展中国家尤为重要。作为“认识上的最大公约数”，社会共识能够大量降低社会交易费用。一些发展中国家发展迟缓或倒退，重要原因是缺少关于金融发展的社会共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成功，是建立在“发展是硬道理”的社会共识之上的。随着发展阶段的转变，发展的社会共识也需要相应转变。把发展主要看成甚至等同于增长速度，在高速增长阶段或许是有道理的，但当这个阶段过去后，如何把发展更多地与“质量”“效率”等概念挂钩，需要从决策者到普遍民众系统地理念转变，或者说形成一种新的发展共识。
与此相关的是政绩观问题。与高速增长的发展共识相适应，把速度搞上去，是政府官员工作业绩组织考核、社会评价以及自我认知的主要尺度。据千讯咨询发布的的《中国金融市场前景调查分析报告》显示，而要转为追求金融质量效率的政绩观，除了“认识”问题外，重要的是确立新的评价考核体系，比如，把就业指标放在优先位置；或者按照五大发展理念，构造新的评价指标，相应地，把GDP更多地作为一个预测性、结果性指标。
要素市场的进一步开放、流动与优化配置。要素市场仍然是中国市场体系发展中的主要短板。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土地市场改革的方向，迄今仍未取得实质性进展；户籍、公共服务、社会分层等仍然是劳动力自由流动的制约因素；资本市场在准入不足的同时，也出现了监管混乱的问题；而行政性垄断不同程度的存在，限制了生产要素效率导向的流动和配置。如果说在高速增长期，不完全的要素市场尚可勉强支持，转入高质量发展阶段，这个短板就绕不过去了。事实上，大都市圈的推进、产业转型升级、降低实体经济成本等，都无一不受制于要素市场的短板制约。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做的事情很多，最重要的还是打破要素市场上的僵局。
与高质量发展相配套，要素市场上中高级生产要素的重要性显著上升。所谓中高级生产要素，主要是指要素中的知识、技术、价值密度或含量较高。比如，中国近年来每年毕业的大学生超过800万人，知识技术含量高，但人工成本较发达国家低，从而构成了新的人力资本优势。相应地，单位土地面积承载的知识技术密度、附加价值含量提高；金融产品能够为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企业提供有效服务，如此等等。能否吸引并用好中高级生产要素，对地区、行业和企业竞争将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