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的中央政府工作报告一改之前“研究编制”、“科学规划”的说法，代之的是“出台实施”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前述规划文件的出台，将促进官方推出建设粤港澳大湾区的具体行动。2017年，粤港澳大湾区更多是宏观层面、框架性层面的酝酿和明确;而2018年随着规划文件的出台实施，将有一批落地项目推进。
千讯咨询发布的《中国文件市场前景调查分析报告》显示，因为规划文件会制定时间表、会有具体要求，会给政府考核，政府需要依据规划文件推进。这将使得2018年成为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里程碑式的年份。市场普遍期待，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实质性开启之后，能通过机制体制的创新，畅通资本、人才等要素在粤港澳之间的流动。今年全国“两会”，不乏关注粤港澳大湾区的代表委员。这些代表委员关注的重点，是在“一国两制”、三个独立关税区的背景下，如何推动粤港澳城市之间的协同效率。
改革开放之初，基于“前厂后店”模式，粤港澳三地有较好的经济合作。时至今日，香港是全球知名的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澳门是国际化的城市，珠三角地区则是制造业重镇和新兴的科技创新阵地，三地依然有产业互补、合作互利的基础。但囿于行政壁垒以及市场化程度不一，粤港澳三地要素流动仍存在不少阻力。
全国人大代表、深圳大学校长李清泉以科技创新为例，指出港澳优质高校众多，研发能力强，但缺乏产业化的市场;深圳有科研成果转化的市场环境，却缺乏一流大学;广州高等教育规模巨大，却难以留住全部本地高校培养的人才。这三大超级城市有优势、有短板的格局，也同样反映在珠三角其它城市，这需要加强城市之间的协同，打破行政壁垒，发挥各自的优势。
事实上，粤港澳大湾区内部城市均在机制体制创新方面努力。截止到目前，广州、深圳等珠三角城市已全部提出其在粤港澳大湾区的城市定位，以及与港澳合作的具体策略。例如，广州南沙计划于2018年上半年启动建设粤港澳深度合作区，并于2020年建成到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区主要城市的“半小时交通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