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关于资管新规过渡期是否延迟的公开讨论颇多，其背后成因与一些金融机构从自身利益出发而产生的拖延心态有关。这是改革进程中必然的难点。监管层对政策的着陆方式的确需谨慎处理，但避免出现不可挽回的系统性风险，当务之急是彻底解决整个金融市场的风险定价机制扭曲的核心问题。纠偏资管业务的政策坚定性不可低估，那些能及早适应监管新规的金融机构将会占得市场先机。
去年11月17日“一行三会一局”联合发布资管新规的征求意见稿后，市场出现了不同的声音。也有权威媒体发声，认为“如果流动性压力较大的话，适当延长过渡期是应当考虑的”。千讯咨询发布的《中国金融市场发展研究及投资前景报告》认为，理财产品目前以1年期以内的短期产品为主，而存量资产的平均期限在3到4年，一旦过渡期结束，客户对期限长的净值型理财产品接受度低，就会造成大量未到期理财资产面临无资金接续的困境，降低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还可能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并由此建议将过渡期延长至3年。
在笔者看来，金融机构不应低估监管机构猛药去疴的决心，不能有拖时间、讨价还价的侥幸心理，而是应当抱定壮士断腕、宜早不宜迟的信念，摒弃旧的发展模式，抓住机遇，扬长避短，回归各自的业务本源。
首先，此轮金融风险的化解被上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而资管产品则是防风险的关键点。在2017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位列今后3年要打好的三大攻坚战之首，其重点就是防控金融风险。而资管产品的结构复杂，若加多层嵌套，风险隐蔽性大，传染性强，很有可能成为金融风险的“放大器”。因而，防金融风险的关键点就是资管产品。
其次，中国的银行业此前享受了发展的成果，也应该能够适当承受转型的代价。截至2017年底，中国银行业的总资产超过245万亿元，为全球之最。此外，到2016年底银行表外业务的余额达到253.52万亿元，超过表内资产的规模。中国的银行经过改制、引进战略投资和上市后，在服务实体经济的同时分享了发展的果实，而在实体经济面临转型阵痛期的当下，也应当调整自身业务模式，适当承担改革的代价。调整是大势所趋，已不可避免，2017年已经有100多家银行缩表。
第三，通道业务无益于实体经济转型升级，无益于资源优化配置。以“资管”之名的类信贷业务之所以诞生，是为了规避监管，为房地产、产能过剩行业和地方融资平台等预算软约束主体变相输血。这类主体中不乏僵尸企业，对资金价格不敏感，生产效率低却占用了大量信贷资源，反而对为经济发展带来活力的中小企业形成了挤出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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