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曾以进出口为重要引擎的中国经济，在全球萧条的环境中，开始转向内生性增长阶段。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开始在资本市场看到诸多的浪潮。自06、07年的股票大牛市之后，私募股权浪潮、创业板浪潮、固定收益市场浪潮等等，都在过去的10年里陆续爆发。在这个阶段里，资本市场浪潮涉及范围之广、造福效应之大、资本积聚之快都是远超以往任何时代的。因此，后来也有很多渠道，把这个阶段称之为中国的金融自由化的阶段。
2012年，为应对经济增速滑出底线，托底经济发展，中国加快了金融自由化的改革进程，希望通过金融自由化缓解实体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矛盾。所以，利率市场化加速推进，宏观的货币环境一直保持相对的宽松。2014年，伴随着稳增长诉求提高，央行多次降准降息。这一系列的举措，确实使中国经济阶段性的拜托了通缩的阴影，但是，也在保证了中国经济总量保持中高速增长的同时，使得国内经济的结构性问题更为凸显。
金融自由化在金融领域所产生的问题，其中一个重要的表征就是商业银行表外疯狂扩张。利率市场化倒逼了商业银行扩张表外业务，而表外资金主要以通道和委外两种方式投向资管产品。“一法两则”下券商资管、基金子公司成为信托之后新的表外业务通道，2015-2016年委外投资大肆盛行。同业扩张，同业存单使得银行由被动负债管理模式向主动负债管理模式转变，资金形成了一条由资金富余的银行间市场参与者到同业存单发行银行到同业资产到委外投资再到最终债券等标的的传导路径。实体层面，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大量举债。商业银行表外、各类资管的扩张也绕道为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输血不少。
金融自由化也使得金融层面杠杆虚高，资产泡沫问题严重。表外和资管的无序扩张产生了“链条过长，规避监管”、“资金池”、“隐形刚性兑付”、“多层嵌套，叠加杠杆”等一系列问题，同业套利链条将金融套利、金融加杠杆推向了顶点。金融杠杆虚高引起资本脱实向虚，催生了很大的资产价格泡沫，大类资产轮番大幅上涨，导致金融市场出现剧烈的波动，加剧金融系统性风险。实体层面，资源配置低效，产能过剩加剧，债务风险上升。各类金融创新、资管扩张带来了流动性的高度宽松，但是资本不是大幅投向了有需求各类实体企业，而是更多投向了有政府信用背书的平台公司与过剩产能，有土地抵押和高额回报的地产公司，进而又对很多实体企业形成信贷挤出，使资源配置效率大大降低，风险债务不断积聚。
本轮金融监管导致债券市场调整始自2016年8月央行重启28天逆回购，但在2015年12月29日央行首次提及MPA宏观审慎监管时就已经开始布局。监管组织架构和监管模式大变革。金稳会将协调一行三会填补混业经营下分业监管的真空，同时监管模式也由过去的“机构监管”转为“功能监管、行为监管”。目前对于金融系统杠杆的拆解工作已初见成效，下阶段的重心是各项监管政策细则的陆续出台和各项监管长效机制的建立和完善。货币环境上，央行货币政策转向稳健中性，调节货币阀门。商业银行监管方面，MPA考核限制表外扩张，控制资管资金来源，同业监管，拆解同业链条，八套文件限期商业银行自查和抽查。
非银监管方面，券商资管、基金子公司、信托、保险、互联网金融均出台相应的监管文件规范非银业务行为，相比于之前的各自为战，本轮监管自上而下，一行三会通力合作，从根本上解决之前资管监管存在的跨行业监管不到位的问题。地方政府融资行为也进行了规范，2016年4季度以来，为了严控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严防政府违规举债、违规担保等行为，国务院、财政部及各部委相继出台了一系列“开前门”、“堵后门”的政策条文，规范地方政府和地方融资平台的融资举债行为。
自2016年开启的金融系统监管，其核心是对于过往金融自由化下所产生的各种问题的纠偏。而在本轮金融监管的整个过程中，监管层所体现出的定力和决心，都让我们相信，此前各项监管条例的陆续出台，不是所谓监管阶段性的靴子落地，而是监管长效机制的开启。未来陆续出台的各项监管细则，会对整个金融机构的业务模式与资产配置行为产生深远的影响。而监管机制的重构所引起的金融机构行为变化，也无疑将对固定收益市场乃至整个资本市场都产生深远的影响。了解更多内容可见千讯咨询发布的《中国金融市场发展研究及投资前景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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