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国内外经济增速放缓影响，中国实体经济出现一定调整，违约现象逐渐增多，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升高。另外，金融创新下资管业务的监管套利和空转套利突出，衍生出一系列风险。“去杠杆”、“去监管套利”的形势严峻，任务艰巨。
今年4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维护国家金融安全进行第四十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就维护金融安全、做好金融工作发表了重要讲话，中央对于防控金融风险高度重视。
5月25日，在“第十四届上海衍生品市场论坛”上，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李扬表示，中国经济的主要风险就是经济增长速度在下滑，在下滑的过程中，产能过剩、房地产库存增加，企业困难加剧及失业率上升问题等日益突出。
“这些突出的实体经济问题映射在金融领域，将集中体现为杠杆率攀升，债务负担加重和不良资产增加。”在李扬看来，杠杆不断攀升是今后经济风险最大和最集中的体现。结合实体经济中的去产能、去库存等问题，解决实体企业的问题，解决金融部门的杠杆率高升问题，成为所有问题的核心。
近日，国际评级公司穆迪将中国主权信用级别从Aa3下调一级至A1，并将经济发展由“负面”调整为“稳定”。理由主要是，中国实体经济债务规模将快速增长、相关改革措施难见成效、政府将继续通过刺激政策维持经济增速等。
“我们当然不同意他们的看法，但其中提出的问题，我们必须认真对待。问题仍然集中于对我国杠杆率的评估上，集中于对我国去杠杆措施成效的判断上。”李扬同时表示，当前中国的债务和杠杆的主要问题不在金融部门。
从实体经济层面来看，受国内外经济增速放缓影响，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面临成本上升、资金紧张等问题，由于抗风险能力较弱，对经济环境变化高度敏感。在商业银行信用风险反弹中，小微企业违约率上升趋势突出。
相较金融企业的杠杆率来说，中国非金融企业的杠杆率情况令人担忧。千讯咨询发布的中国金融行业发展研究报告数据显示，美国非金融企业杠杆率是72%，日本低于100%，中国超过了100%。而在企业债务中，65%可以归属于国有企业。“中国企业部门杠杆率的问题，核心是解决好国企的问题。”李扬说。
“现在主要的问题在于实体部门没有收益。实体部门不健康，仅仅依靠金融去杠杆，倒逼资金流向实体经济是不可能的。”李扬认为，关键仍然是提高实体经济效率，使得资金有进入实体经济的动力。而要提高实体经济效率，就必须提高ROA（资产收益率）仍在上升的行业比重，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施大规模产业结构调整。
李扬也指出，在这两年里，中国的对外部门有非常大的改善。币种结构、期限结构、债务主体、债务类型、负债率、债务率、偿债率、短期外债对外汇储备比等指标均在非常安全的水平上。基于此，可以得出结论，中国离债务危机尚远。
“中国的债务不构成危机还有两个原因，一个是高储蓄率，而且外币计价的债务只占不到3%；第二，间接融资为主的金融机构，使得债务问题和产生的风险实际上是流动性风险，不会出现清偿风险。流动性风险解决的空间要大得多，更何况中国央行还有很多手段，比其他国家的央行手段多。”李扬说。
简单地把债务取消并处理是不是就是去杠杆？问题显然没有这么简单。李扬认为，如果产生的根源没有消失，那么杠杆问题还会重蹈覆辙。
“国企改革，整个企业层面的改革，是去杠杆的题中应有之意。上一轮主要的企业是国企，这一轮应当国企、民企同等对待，因为我们要管理金融风险，推进结构改革调整，不能再有所有制歧视。所有去杠杆的优惠政策也应当让民营企业同等享有。”李扬表示。
金融的发展来不开实体经济为基础，不坚持以服务实体经济为导向，金融就成为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近年来资金空转和监管套利之严峻也加重了实体部门的融资难和融资贵的问题。
李扬认为，去杠杆要准备打持久战，真正去杠杆是把GDP做上去，但是在现有的金融经济框架下，又得把债务搞下去就很难。
“在刀刃上的平衡找到一个均衡点不容易，要慢慢地谨慎行事。说实话，看起来去杠杆、去库存的速度慢了，但其实这正是表明了我们的谨慎，表明了按规矩办事，这不能作为中国信用等级下降的原因。我们要有定力，不能因为外人说什么，马上就采用不理性的行为，要加强定力。”李扬说。
正是因为去杠杆不容易，李扬也认为需要保持债务和杠杆的可持续性。“这样一个命题背后的理论基础是，工业化社会中负债经营是常态，如果简化到最简单，就是储蓄和投资的平衡。对投资者来说，要从储蓄者那里拿钱，就形成了债务，所以负债运行是现代经济区别于传统经济、农耕经济的显著特点，所以去杠杆绝不意味着无杠杆，正确的做法是让杠杆能够持续。”
“中国已经是一个世界大国，‘一带一路’给了我们新的力量。所以在这个框架下，我们觉得中国的问题可以概括为三句话：第一，债务和杠杆问题在中国存在，在一定意义上确实严重；第二，随着经济下行，有一些领域在一定程度上还会恶化；第三，全面考虑中国的资产负债，考虑整个中国改革和处置的措施，危机绝对不可能有。”李扬总结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