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功胜认为，2016年中国在开放资本账户上有很多亮点。“比如，企业可以按照全口径的跨境融资宏观审慎管理，决定自己的跨境融资额度、形式和时间。我们进一步开放和便利境外机构投资银行间债券市场和外汇市场，弱化了QFII制度的额度限制、开放式金融基金赎回的时间限制和QFII锁定期的约束，优化了沪港通，启动深港通试点，潘功胜举例说。
中国已于1996年实现了经常项目完全可兑换，本世纪初以来又逐步实现了FDI的基本可兑换。证券投资项下的可兑换程度也在逐步提高，采用的是开放通道的方式，如QDII、QFII、RQFII、RQDII、沪港通和深港通。目前正在考虑的还有债券通和沪伦通。潘功胜认为，跨境资本流动是经济全球化的伴生物，有助于资金在全球范围内优化配置。但短期内跨境资本的大规模流动会压缩新兴经济体货币政策的操作空间，推升资产价格，某种意义上也迟缓了新兴经济体的结构化改革。当资金流出时，导致货币贬值，根据千讯咨询发布的《中国金融市场前景调查分析报告》显示，金融市场剧烈动荡，金融体系的脆弱性不断叠加，甚至导致系统性的金融风险。
潘功胜明确指出，资本账户的开放进程，应与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阶段、金融市场情况与金融稳定性相适应。具体推进的重点、节奏、步骤要充分考虑经济金融发展阶段、金融市场结构、内外部环境等多重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