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GDP不是不重要了，而是越来越重要了，调整GDP核算方法即反映了国家对GDP本身的重视。GDP崇拜在中国根深蒂固同时广受诟病，这种思维忽视了民生，忽视了贫富差距，忽视了环境污染的发展代价，因而有损社会公益，更违背了包括代际公平在内的社会公平。然而，GDP绝非不重要，硬要打破GDP崇拜的惯性，用力过猛、矫枉过正，则可能会对相对稳定的社会面、经济面造成过大的冲击。尤其是考虑到当下金融（金融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经济疲软的现实，GDP关系到能否保证充分就业，能否平稳实现去杠杆、去产能。
核算方法的改变不仅会使“经济画像”更为细致全面，也会反作用于经济。改变核算方法后，科技投入将会受到重视，激发经济创新的活力，进而在一定程度上提高GDP导向的合理性。目前，我国的科技创新主要靠一线城市带动。上海的全社会研发经费占GDP比重的3.6%，深圳是4.04%，北京则至少超过6%，全国的平均水平在2.05%（2014年数据），因此，一线城市在GDP核算方法改变中的受益将最大，未来从中得到的发展动能也将最大，而创新基础薄弱的中小城市则在对比与竞争格局中处于弱势地位，发展压力最大。
不过，总的来说，如果说GDP的核算方法改变能够有效地建立起科技创新的正向循环机制，那么在未来几年，中国经济整体上将因此受益，而且，将时间尺度拉得越长，这种效果也就越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