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中国而言，除了上述因危机冲击带来的需求不足的影响之外，内部与危机同期叠加的是，中国金融（金融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经济运行再次面临重大制度变迁。中国市场经济机制的确立始发于1992年年初的“南巡讲话”，随后在1993年11月召开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正式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在市场体制正式确立这一重大制度变迁之后，中国经济运行获得巨大的制度红利支撑，随后出现了一轮高速增长，特别是在市场机制作用下，劳动力、资本、土地等生产要素得到更有机的组合，1992年至1996年中国经济年均增速高达12%，GDP则由2万亿增至7万亿以上，人均GDP由320美元升至700美元以上。
随后相继发生了亚洲金融危机、“911”和“互联网泡沫破裂”，受此影响中国经济也出现了七年经济增速低于历史均值的低迷，为摆脱此困局，中国经济再一次进行了制度变迁，这次则是以外部制度要件引入为主——加入WTO，其结果就是中国内部产能和外部市场更广更深的对接，2003年至2007年中国经济年均增速再次高达12%，GDP则由12万亿增至27万亿以上，人均GDP由1000美元升至2600美元以上。而在此次危机冲击下，中国经济又一次陷入低迷，至今经济增速已经连续四年低于历史均值，虽然2013年11月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已经明确提出“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意味着中国内部市场体制完善的又一次重大制度变迁。
2014年12月1日IMF决定自2016年10月1日起，人民币被认定为可自由使用货币，并将作为第五种货币，与美元、欧元、日元和英镑共同构成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SDR），此举意味着中国经济金融领域与外部的对接实现了一次重大制度性突破。但正如上文所述，本次危机是二战后最严重的一次，所以从外部环境而言，可以利用的有利因素有限，加之中国经济运行的主要矛盾已由总量矛盾为主转为结构性矛盾为主，所以本次中国经济制度性变迁红利的释放还需要时间，上一次制度红利释放准备期就长达七年之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