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础设施领域是关于政策协调再好不过的例子。危机后的一个难题是，尽管大部分国家面临基础设施不足，政府却无法利用极低利率的长期债券（债券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进行融资。这令人无法想象，因为只有投资才会在短期产生需求，在长期带来增长。从这个角度看，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投资不足导致了工资水平停滞和不平等加剧，反过来这又滋生了支持保护主义和封闭主义的政治极化和民粹主义。发展中国家需要13万亿美元的基础设施投资才能支撑未来15年的潜在增长。与此对比，世界银行、新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和其他地区发展银行等官方机构大约只能提供4000亿美元的融资。
表面上看全球都不缺钱，因为养老基金、保险公司和其他固定收益投资者持有大量资产，在深受通缩和负利率困扰的投资环境下，它们都会欢迎逆周期多样化投资的机会。一些与会者认为，投资者之所以没有参与基础设施投资是因为风险太高，原因则在于项目准备不足、低关税以及大量法律、税收和监管的障碍。在他们看来，需要更多更有针对性的技术援助和政策，使基础设施融资成为更具吸引力、更独特的资产类别。
与会者质疑G20的角色以及它就棘手问题达成协议的意愿，有些甚至指责它与伦敦、匹茨堡甚至多伦多的辉煌不可同日而语，不再是一个“高能量”的组织。许多与会者质疑G20是否太大而无法形成有凝聚力的议程，而其他人质疑的是议程是否足够宏大。更乐观的看法是，G20在非危机时代建立联系和共识，以便在下一个危机发生时有快速反应的基础。主流的看法则是，G20需要从困扰各国的地方政治中脱离出来，更富野心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