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大学经济系和肯尼迪学院的很多教授都有在联邦政府工作的经历，不仅学术水平比较高，而且分析实际问题也显得举重若轻、条理分明。他们在讲课时总是会提及美国经济面临的一些问题。美国最大的长期问题在于储蓄太少，而这也是全球经济失衡、爆发金融（金融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危机的主要原因之一。尽管危机后情况有所好转，贸易逆差有所降低、居民储蓄率回升，但不足以扭转大趋势。
因为美国联邦政府的债务自21世纪以来一直处于不断上升状态。2008年金融危机的发生引致了政府的大规模财政刺激计划，结果使政府债务急剧增加。金融危之前的2005年，联邦政府债务占GDP的比例为35．6％，而2015年已经达到73．6％，不仅如此，从联邦政府支出结构来看，除了历史债务利息支出之外，刚性支出的比例不断上升，而灵活可调的支出比例则不断下降，二者的比例已经接近2∶1。这一方面意味着美国通过政府支出调控经济周期的能力在下降，另一方面也意味着未来减少政府债务的空间会越来越小。刚性支出主要是养老社会保障、医疗保障等费用，根据国会预算办公室的预测，这一支出的数量和比重未来还将持续增加，趋势很难逆转。如果长此以往，就有可能染上“欧洲病”。
其实，债务增加、储蓄率低、贸易逆差等问题，都是根源于美国人自己生产的相对较少，而消费的相对较多。从宏观角度来看，对于一个封闭的经济体，在技术水平不变和储蓄都能转化为投资的假定下，长期消费和储蓄的比例会存在一个被称为“黄金律”的最佳状态，同时这也决定了经济会保持等于潜在增长率的增长速度。但是如果考虑一个全球化的开放体系，那么就有可能有些国家消费多一些、储蓄少一些；而必然会有另外一些国家储蓄多一些而消费少一些。各国的比例主要决定于各自的比较优势，而结果则会表现为贸易与资本的顺差和逆差，也会表现为彼此增长速度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