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是多元世界，外部情况十分复杂，走出去应该首先谋划布局，要有区域、国别、宗教、语言的具体观念，仔细研究对象国家和区域的政体、经济、宗教、文化、语言等情况，不单是深入当地去研究，而且还可以利用当地人来研究，比如像学校（学校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60多个“一带一路”区域国家来华留学生一应俱全，准备尝试引导他们对所在母国及其区域的某个方面，还有他们对中国的认识进行调查研究，这是有实际意义的。由此，可以进一步加强对“走出去”的不同模式，进行理论探索，同时也要重视中国文化“走出去”的能力建设和成效评估，“中国文化走出去”要有具体针对性，不能“一锅烩”。
近代以来，西方提出了一些所谓的“全球价值”理论，比如“人权”、“民主”、“自由”等，这些观念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广泛的认可和接受，而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格局中目前处于“价值缺位”的状态。中国功夫、中国菜、中国熊猫这些中国元素“走出去”了，但是中国的核心价值观并没有得到世界各国的广泛认可和接受，中国没有提出可以在世界范围内形成广泛共识的 “可分享价值”，为世界提出新的全球治理框架。
那么，可以提出哪些有别于西方所谓“全球价值”或者说“普世价值”的核心价值呢？从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建构角度出发，可以提出“和为贵”理念，由“和谐中国”延伸到“和谐世界”。从人与自然的关系建构角度出发，可以提出“天人合一”理念，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这同时也是全世界解决生态问题、环境问题的重要法宝。将中国的价值理念推广为 “全球价值”是使中国成为新一轮全球化主导国家的关键性举措。中国要成为有影响力的全球性大国，就要使“中国的价值”成为“全球的价值”，使“中国的理想”成为“全球的理想”，使“中国的文化诉求”成为“全球的文化诉求”。
“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体现出最高决策层对于中国进入世界并重塑世界格局的考量，是有具体路径和方式的。这也提醒在思考文化“走出去”的时候，必须要有区域国别的概念，必须要了解具体的民族、族群以及宗教的情况。中国文化走向世界，但外部世界既不是单一的，也不是静止的。
目前，强调比较多的是“走出去”，其实并不是所有中国文化都值得走出去，只有中国文化经典、可以代表中国形象的优秀文化产品才值得和应该走出去，要先练好内功，做好本体，做出具有文化品格和文化内涵的文化产品。文化产品既有商业属性又有意识形态属性，商业属性是普遍的，意识形态属性是特殊的，因此要将文化管理体制纳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去，在坚持意识形态属性的同时，更突出文化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