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长期以来，主流思想是用需求侧的因素分析去勘察中国经济增速下降的原因和寻求应对的方略。由这样的分析得出的结论就是，经济减速的原因是因为投资消费出口三架马车的力量不足，所以应对的方略就是扩需求，保增长。但是执行这个方针若干年以后，我们现在陷入了一个困境，出现了两个现象。
第一个现象投资回报递减。这些年来，每年刺激的力度并没有减弱，但是效率是不断衰减，几乎没有太大的作用。另外一个就是杠杆率不断提高。应该说去年超过警戒线了，到现在还在继续提高，这样就蕴藏着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危险。事实上，我们也不能再继续以这样的方法来应对我们面临的挑战。
所以这个决策是非常重要的。好多年来，西方经济学家提出，在讨论中国长期经济发展问题的时候，不应该使用需求侧的分析，凯恩斯主义的刺激政策对于中长期发展来说是无效的，弊端很大。
第二点，从需求侧分析得出一些什么结论呢?GDP总量、需求总量，及生产要素的数量是相等的，是恒等的。但是你要分析GDP总量变化的时候，你可以从需求侧分析，也可以从供给侧分析。刚才易纲的PPT里面有一个图很清楚，一边是需求侧因素，一边是供给侧因素。供给侧因素主要就是从增长来说，新增资本投资，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等。从这个分析得出的结论是什么?第一个是经济振荡，我们为什么产生经济增长?因为供给侧几个因素都在减弱，一个是人口红利消失，一个是增加投资难以为继，潜在增长率下降。有很多文献研究，白重恩教授的研究，吴晓灵教授的研究，都系统说明了这一点。
在这个振荡下，处方就是说通过纠正资源的误配置，就是结构恶化，改变结构恶化的状况和建立兼容的激励机制来调动积极性。千方百计提高资源的配置效果和宏观经济的运行效果。
所谓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经济运行效率，其实就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经济增长发展，主要依靠投资实现的增长，转到主要依靠效率提高实现的增长。所以问题的核心和实质就是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的方式。
第三点，从三个月来执行中央决定的情况来看，现在我们在执行这个决定的时候有两个问题是亟需解决的。第一个问题，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是主要依靠市场的力量，还是主要依靠行政手段?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从理论上来说，大多数人都承认市场力量能促进资源从供过于求、效率低下的企业流出来，转向效率较高的企业，实现决策优化，也承认市场能有力激发创新和创业的活力，达到奖优罚劣。但是建立健全市场机制是很不容易做到的事，而且需要相关的机构和人员放弃一切既有的权力和利益，所以往往步履维艰。
因此对于政府机关和官员来说，最顺手的就是老方法，就是用行政手段干预。一方面下达指标压缩过剩产能，消除房地产（房地产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库存，要求网络提速降费，另一方面设置各种各样的扶持基金和高新技术开发区，企图用高投资、高补贴推出一个科技创新的高潮。可是近年来的经验证明优化结构必须优化良好的体制机制，再辅助必要的行政手段。主要依靠行政手段调结构是很难取得成功的。
说到这个地方，我觉得有一个概念需要澄清，就是结构性改革。结构性改革在中国的经济学文献里面很少用，但是西方有一些人，特别是欧洲人很喜欢用这个词，在金融危机以后，一些国际组织在欧洲国家推结构性改革。我查了一些文献，当时结构性改革说的是政治、社会、经济结构的改革，也就是我们说的体制改革。但是和我们供给侧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常常被人理解为供给侧的结构的调整，现在可以看到很多这样的报道，供给侧的结构性调整实际上回到了老办法，就是用行政力量调结构。我很担心，这个办法恐怕不能取得我们预期的效果。
第四点，加快经济发展转型成败的关键，能不能通过全面深化改革消除实现转型的体制性障碍。正式提出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已经20年了，是1995年制定九五计划的时候提出来的，但是直到现在转型还没有完全实现。在提出要实现经济发展转型10以后，就是2005-2006年制定十一五的时候讨论这个问题，为什么进展这么慢?当时给出的结论存在体制性障碍。我当时写了《中国增长方式的决策》，这里面详细讲了当时有哪些体制性障碍，归结起来就是政府在资源配置中起着主导作用，使市场的作用不能发挥。
那么这个问题到现在仍然没有解决，怎么才能解决呢?那就是要全面深化改革，用全面深化改革消除这些转型的体制机制障碍，发挥市场的作用，发挥市场的有效配置资源的作用，发挥市场在行政有效激励机制的作用来实现转型。
另外一个需要我们注意的，需要加以改进的，就是决策部门的执行部门好像有点慢。三中全会为全面深化改革做了很好的顶层设计，很多改革项目指导意见或者方案设计，都得到了中央深改小组的批示。但是这些顶层设计和指导意见和一些具体实施方案的衔接好像存在问题。
今年力争把主体新框架搭建起来，有助于深化改革目标落实，打通关节，努力使各项改革都能行动起来。我希望，或者我建议，我们的领导部门和执行部门要充分协作，一项一项的改革，研讨它的进度，它原来的设计是不是有不足的地方，我们执行过程中有哪些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