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五”时期，特别是开始的一两年，将是我国经济实现转型再平衡的关键期。本文探讨了在“十三五”时期实现转型再平衡、维持经济持续增长将需要着力解决的若干问题。
重视增长阶段转换的规律性与国际经验
成功追赶型经济体通常在经历了二三十年高速增长后，无一例外地出现了增长速度回落。我们在2009年开展的一项研究中，就注意并描述了这一现象，提出了中国经济将要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速增长的判断。这仍然是一项经验研究，需要必要的理论解释。近年来这方面的研究，较多是用老龄化、劳动年龄人口减少、刘易斯拐点出现等予以解释，有一定的说服力。我们认为，重要工业产品（工业产品市场前景调查分析报告）长期需求峰值相继出现同样不能忽视。与短期的需求决定不同，长期需求峰值主要是由已有技术水平和人们的需求偏好决定，本质上是由技术或供给决定。把长期供求因素结合起来，可以形成一个较好的分析框架。从经济增长理论和发展经济学来说，以往重点放在解释后发经济体的“起飞”问题上，对起飞后的持续增长和到达一定水平后的“降落”问题缺少关注。这应当成为以后长期增长理论有所前进的重点领域。
当前学术界在此问题上对政策有较大影响的两种观点值得关注。一种以周期波动替代结构转换，用短期宏观框架分析问题，典型表现是对通缩现象的分析。我国已经出现一定程度的通缩，主要是由过去十多年重化工业高速增长、历史需求峰值出现后供给调整滞后所导致的，与西方国家曾经出现的源于货币供应不足的通缩全然不同。简单用“宽货币”办法应对不可能明显见效。另一种是以中国与发达国家的收入差距倒推中国的增长速度。这种方法的基本问题是混淆了收入差距与增长条件的区别。即使后起国家最终能够接近前沿国家的发展水平，在不同时期增长速度会仍会有很大差异，原因是不同时期所要求的要素、需求、制度、政策等条件不同。
以供给侧改革推动转型再平衡
从2010年第一季度到达高点出现转折算起，这一轮经济增长速度回落已经超过5年。从最新统计数据看，下行压力依然较大。“底在何方”成为普遍关心的问题。这是一个由以往10%左右高速增长平衡向中高速或中速增长平衡转换的过程，因此可称之为转型再平衡。
“十三五”时期，特别是开始的一两年，将是实现转型再平衡的关键期。实现转型再平衡、平稳转入中高速增长平台，将取决于以下三个条件。一是高投资触底。我国以往的高增长主要依托于高投资。高投资触底，主要取决于基础设施、房地产、出口三只“靴子”落地。二是减产能到位。与高投资回落对应的重化工业增速回落，后者慢于前者，于是出现了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PPI)迄今40多个月的负增长，相应地是工业企业利润一年多来的下降。走出这种困局的出路，是在相关行业实质性减产能。产能下来了，供求趋于平衡，PPI才能恢复正增长，企业才能恢复盈利和再生产能力。三是新动力形成。新动力大体包括新成长产业、产业转型升级和创新而产生的新增长点。这些领域大都是新增长空间挤压旧增长空间，更多体现了增长方式和质量的改进，同时也会引起利益关系的重组乃至冲突。
中国经济转入中高速增长平台，将会有两个“底”。一个是“需求底”。房地产投资增速已经由以往的高增长回落到最新的月度同比负增长，当房地产投资增速由负转正时，将是房地产投资乃至中国经济从需求侧来看的经济增速触底的信号。估计这个“需求底”有较大可能在2016年年中左右看到。另一个是“效益底”，即工业企业利润增速由负转正，并保持可持续的增长。这个“效益底”的出现，直接取决于减产能的力度和进度。但目前来看，仍有相当大的不确定性。如果“效益底”滞后于“需求底”迟迟不能出现，经济很可能落入低效益、高风险的特殊困难时期。为了避免不利局面出现，必须加快供给侧改革。
首先，减产能要采取果断管用办法，在一定时间内取得实质性进展。可考虑由国家层面确定减产能总量，按现有产能将减产配额分配到各地，同时允许配额交易，这样优势企业可以不减，还可以去买劣势企业配额。同时在解决“人”和“债”问题上出台得力政策，如将部分国有资本转入社保基金，解决职工安置问题;对相关银行坏账允许核销等。同时要推动优势企业主导的市场化的兼并重组。
其次，进一步放宽准入，加快行政性垄断行业改革。放宽准入，既要“放小”，更要“放大”，在行政性垄断问题突出的领域，如石油天然气、电力、电信、铁路、医疗、教育、文化、体育等领域，引入新的投资者，鼓励和加强竞争。有的领域，表面上看投资已经不少了，但如果放宽准入，还有降低成本、提供效率的很大空间。我们现在最需要的，是那些能够真正提高效率的投资。
再次，加快城乡之间土地、资金、人员等要素的流动和优化配置。中国城市化还有很大发展潜力，但重点不在现有的大城市，而在大城市之间。要把以往孤岛型城市转变为网络型城市，进一步拓展城市带、城市圈，在大城市之间带动大量小城镇发展，推动互联互通和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带动人口居住和产业布局的再配置，由此将可引出可观的基础设施和房地产投资机会。农民要进城，城里的人员、资金等也有到小城镇和下乡的意愿，要下决心打破城乡间土地、人员、资金等要素流动、交易、优化配置的诸多不合理体制和政策限制。农民所拥有的资产只有在确权的基础上允许流动、允许交易，价值才能充分显现，利益才能得到真正维护。
此外，在产业转型升级、培育创新环境等方面，也都要采取得力举措。供给侧改革的主战场是要素市场，要通过生产要素的进一步解放、流动和优化配置，全面提高要素生产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