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论切实推动改革进程、创新发展，还是完善收入分配制度、打破利益集团和市场寻租，无一不是当前改革遇到的重点、难点，无一不关系着抓改革、调结构、稳增长、防风险的政策任务能否达成。而通过新一轮的改革、开放、转型和创新，成功开启“新常态式”的发展周期，未来中国经济有能力实现经济增长动力机制由资本积累到全要素生产率的成功转换，应该可以避免堕入“中等收入陷阱”。
不出所料，2016年第一份成绩单显示中国经济下行压力依旧存在。2月1日公布的官方PMI统计数据显示，1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为49.4%，比上月下降0.3个百分点，创2012年8月以来最低，且为连续第六个月低于50荣枯线。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53.5%，比上月回落0.9个百分点，微低于去年均值0.1个百分点，虽继续位于较高扩张区间，但增速有所放缓。而1月财新制造业PMI为48.4%。
当前，国内国外经济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国际环境趋于严峻，我国经济则处于发展方式转变、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和攻坚期。这使2016年的经济变得更加艰难。面对国内外经济形势的这种变化，今后几年经济都将处于探底阶段。有专家指出，不论是切实推动改革进程、创新发展，还是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实现社会公正、打破利益集团和市场寻租，无一不是当前改革遇到的重点、难点，无一不关系着抓改革、调结构、稳增长、防风险的政策任务能否达成。未来这些问题的发展趋势，也将最终决定我们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客观而言，通过新一轮的改革、开放、转型和创新，未来中国经济有能力实现经济增长动力机制由资本积累到全要素生产率的成功转换，应该可以避免堕入“中等收入陷阱”，成功开启“新常态”式的发展周期。不过，今年需警惕一种可能性：随着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债务风险、金融风险累积，进而打击近几年在改革方面的成就，挫伤市场和民众对经济前景的信心。
去年我国消费品市场规模首次突破30万亿，最终消费支出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提升至66.4%，比2014年高15.4个百分点。不过，消费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大幅提高，实际上与投资和外贸对经济增长贡献的结构性降低有关。市场担心，在中国经济增长新动力仍难完全更换到位的情况下，消费者今年可能削减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将会减弱，这应该引起决策层的关注。导致居民消费放缓的因素包括：工业（工业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领域和资本市场的疲弱将会向消费领域蔓延;就业压力显著增大，薪资增长将会显著放缓甚至停滞，这会降低居民消费能力和消费信心;老龄化及社保方面的不完善导致老龄群体的消费减少，而健康开支加大会侵蚀他们的可支配收入;营商环境改变使许多小零售商受到挤压。此外，人民币一定程度的贬值也可能使中国消费者在海内外的购买力减弱。
迄今，国有经济和政府仍在我国控制着最大数量的资源，决定着经济政策和资源配置。但这并不是经济制度改革的最终阶段，如果中国经济以正常的发展与改革步伐走下去，最终的中国市场应该存在一大批市场化的微观经济主体——它们可能是民营企业，可能是外资企业，也可能是有国有资本参与的混合所有制企业。中国上市公司市值管理研究中心发布《2015年A股市值年度报告》显示，2015年民营企业市值总量首次超过央企，在各种所有制中占第一位，民营企业市值总量从2014年11.16万亿增至23.02万亿，市值增长了11.86万亿元，增幅超过一倍，而同期央企市值增长速度仅7.09%。由此看出，中国经济未来如果要有更稳健的支撑，必须要发展好各种经济形式，尤其需要一大批规范成熟的、有商业道德的、有社会责任感、有“举足轻重”影响力的民营企业。
不可否认，近几年推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是服务业。去年服务业在GDP中占比提高了2.4个百分点，达到50.5%，超过了半数，比工业高了16.7个百分点。我国服务业近几年增速超过了GDP增速，在GDP中的占比大大超过了工业，已成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如今中国家庭在娱乐、旅行、医疗、教育和其他服务业方面的支出日益增多，推动了服务业的快速发展，这既有助于经济稳定增长，也意味着经济结构优化在顺利推进。不过，有经济学家认为，仔细观察数据，几乎所有这些名义数据上的再平衡都是由于工业产品相对价格的大幅下跌、服务业价格上涨导致的。通胀调整后的实际价格显示，过去10年间，中国的经济转型效果并不明显，劳动力和资本并未离开工业。笔者认为，利用价格变化修正我国的产业转型，从研究上看是有道理的，至少去掉了一些转型成就的泡沫。但中国经济转型并不只是由价格变化决定的，部分产业正在经历的困境、政府大力推动的某些转型努力，也在发挥作用。
随着经济下行压力持续，财政增收的压力进一步增大，供给侧改革推进需伴随财政减税和降费，以给企业减轻负担，而刚性民生支出又难削减，今年财政赤字率上调是大概率事件。鉴于货币政策边际效果下降，财政政策将发挥主导作用，有机构预计今年财政预算赤字率上调至3%，甚至还有估算赤字率可上调至4.5%。不过，由于经济环境不佳，企业赢利水平普遍下降，积极财政政策的效果可能会大打折扣。这种情况下，还是要进一步放开市场，动员更多社会资本投入实体经济。中金公司曾建议大幅降低政府公共部门储蓄。如去年11月底，机关团体存款高达21万亿，这些多年累积的机关团体存款有较大盘活空间，预计每年可以盘活5000亿元。一定意义上说，通过显著放松市场管制，鼓励社会资本进行投资或进行资产交易，把几十万亿私人储蓄引入市场，这对积极财政政策将是不小的助力，对提振经济也大有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