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教授刘煜辉指出，目前经济正在处于转型的重大历史端口，金融行业发展也在结构变迁的历史端口，现存的金融监管体制越来越不适应这样的现状。金融改革的进程，与现有的以机构监管为核心的金融监管体制之间的冲突和矛盾越来越明显，“金融领域在这几年间，各种矛盾都开始显现，比如金融监管的真空地带，随着金融创新的推进、金融（金融市场前景调查分析报告）自由化的发展，这样的真空地带越来越多;宏观经济的一些风险敞口，也越来越大的暴露出来。”
中国的金融风险往前追溯，大概从2013年的“钱荒”中就能看到影子。2012年、2013年影子银行的繁荣，实际上是监管套利的结果，打着金融创新的名义，通过低估信用风险的方式，用监管套利的方式，实现信用泡沫的扩张。在整个过程中间，金融监管是严重盲区的状态。“2013年这样一种情况逐步演变成宏观风险、货币信用的增长和经济名义增长的裂口越拉越大的时候，回过头来再去清查，揭开盖子发现部分处于躺尸状态的债务泡沫已经形成。”刘煜辉表示。
刘煜辉认为，“钱荒”以后，监管层出了很多文件来清理影子银行的泡沫，在之后的一到两年之间确实看到信用的萎缩，这大都是是来自于影子银行的破裂。但是造成泡沫的机制依然没有改变，换了一种形式在某一个领域又重新释放出来。比如从2014年10月份到2015年上半年所形成的杠杆推动的股票市场的泡沫，从快速形成，到最后惨烈的股灾的方式的破裂，这是和“钱荒”一样的状态，也是监管的真空。
刘煜辉指出，不光资本市场，整个大金融监管机制目前来看都存在比较严重的问题，需要调整，而中国目前也正在着手准备这样的调整。去年6月份以后，从股票市场到人民币汇率都发生了较大的波动，“全球金融市场风险偏好的急剧下降可能还有多方面的原因，但是中国因素无疑是最重要的之一。”
由此，金融监管改革迫在眉睫。刘煜辉透露，传闻将于今年上半年召开的中央金融工作会议，也许会成为金融监管改革落地的时机。
“证监会是接受资金的口，银监会是供给资金的口，这两者之间存在非常大的监管盲区。从监管者‘画地为牢’、‘本位主义’的角度来看待这个状态的话，这个问题是非常严重的。”刘煜辉表示，这就是功能监管越来越和金融自由化的过程相冲突的表现。
功能监管要适应金融体制的改革，但是从现有的体制来看，它造成的结果就是画地为牢，互相推诿，形成一个又一个金融监管的真空，甚至从官员博弈的角度来讲还存在“互相看险”的状态。很多政策也处于一个消耗的状态，比如某些政策证监会可能是收的状态，但是银监会可能是一个放的状态，这种互相消耗的状况亟待改变。
刘煜辉表示，从上述表态中可以看出，从最高决策领导层面到具体政策操作执行层面，都认识到了金融风险问题的症结。此外，最近传出来的有关“中国要建立超级金融监管体系的”消息，意味着现在所谓的以机构监管的角度来设立的三个行业组织的监管，可能会合并形成一个大的金融事务管理局，从而真正形成一个从宏观到微观的审慎监管的管理框架。
刘煜辉还指出，从目前的信息看，金融监管改革最有可能的形式是目前的证监会、银监会、保监会三个部委合并形成一个大的金融监管总局。“现在国务院底下设立的金融事务局，应该是作为前期处理一行三会的政策协调问题、为最终的新金融监管组织体系做前期准备的一个机构。”
从改革节奏上来看，刘煜辉表示，从组织架构到人事配备的顶层设计可能会一步到位;但最终形成大的超级金融监管框架的具体运行，应该是一个逐步展开的工作，并不会一蹴而就。
改革后，最终形成的有效监管应该是：监管当局能够实时把控整个经济和金融运营期间的风险变化，能够有效地把控和引导市场的预期，来避免经济和金融市场层面的剧烈波动，前瞻性的来管控全局性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