捧的时候一片赞誉,发现风险的时候弃如敝屣——对互联网金融平台的态度,显示出我们对金融理解和监管还不够成熟。
近日,一线城市中的深圳和上海开始对互联网金融吹响暂停口哨,而较早的城市有宁波和重庆。
公开资料显示,2015年9月,宁波市全面叫停了互联网（互联网行业发展研究报告）金融及线下理财平台广告,11月起暂停受理企业名称或经营范围中含有财富管理、投资管理等内容的类金融公司的登记注册;2015年12月29日,重庆市也出台了《关于加强个体网络借贷风险防控工作的通知》。
新年后轮到一线城市。从2016年1月1日起,深圳暂停新增互联网金融企业名称及经营范围的商事登记注册。从1月4日起,上海市工商局也已暂停互联网金融公司的注册。这些注册代理公司称,只要是经营范围里有“金融”、“外包”等字眼的注册,都无法得到批准。
互联网金融曾经被誉为“草根金融”、“普惠金融”,可以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解决民间散资无处投资难,但从股市剧烈震荡之后,风向似乎变了。
决策层已经把互联网金融平台明确定性为中介平台,而不具有任何存款、贷款功能。
互联网金融具有快捷、便利、监管困难的特点,从股市走牛时的伞型信托到部分P2P平台跑路,再到去杠杆时股市大幅下跌,显示了这柄锋利的双刃剑已经割伤我们的手,有关方面也已反应过来。
公平地说,互联网只不过放大了风险,而风险早就存在。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高利贷就盛行不止,但当时中国经济在全球一枝独秀,过剩产能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出清,因此屡禁不绝的高利贷还不至于引发全局性金融风险。但到了经济转型期,过剩产能再次面临难以大规模出清的压力,高利贷就成为引发局部风险的导火索之一。
互联网可以轻易不动声色地加杠杆,股市急跌之前大量配资、融资入场,甚至包括海外资金;去杠杆之后,各方才了解杠杆的真实规模。
社会普遍的信用不足是阿喀琉斯之踵,20年前民营银行就存在大股东控制、关联贷款,到现在为止爆出的新闻仍然显示出可怕的关联贷款。
上述风险并不是民营银行的独有风险,国有银行的风险一度在于成为央企的钱袋子,缺乏风险控制与市场定价机制,只不过大型银行有上市、有扶持,不到转型关键时刻风险不会明显暴露。
如果顽疾不除,制度不变,锋利的互联网工具会带来难以预料的恶果。
市场巨震,风险突显。重庆市长黄奇帆认为,“如果‘互联网+金融’和传统金融干一样的事,又把传统的金融宗旨和原则都颠覆,那是会闯祸的。”平台变成集资的平台,平台作为法人把钱借给大户,这将产生金融风险,这样的“创新”是乱创新。金融最大的风险是控制风险不力,最可怕的是胡乱定价。
目前看来,黄奇帆的思路受到了越来越多的认可。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刘鹤在探讨金融危机时说,每一次金融危机都意味着政府与市场关系的严重失调,也意味着金融监管的失败和随之而来的重大变革。通过比较研究可以发现,全球金融危机中共同的原因是金融体系脆弱性超过微观层面的风险管理能力和宏观层面的监管能力。
按照市场规律,市场创新的能力总是要领先于监管的跟进。考虑到互联网金融涉及巨量的真金白银,在监管者受各种因素掣肘的情况下,在法治建设还在补短板的情况下,可靠的办法是慢一些、再慢一些——这可能会让中国互联网金融稍微落后于时代的需要,但只要风险因素无法完全排除,滞后在某种意义上或许就可以视为稳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