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释放出明显的减税信号。2016年是中国减税大年，这是一件有益之事。
要让减税对中国经济发挥明显的作用，那么税则必须简洁而明确，程序越复杂，漏洞可能会越多，而成本也就越高。
据瑞银证券测算，2016年政府减税规模预计在7437亿元左右，其中营业税改增值税减税规模约为3836亿元，社会保障相关费用减税规模约为2403亿元，算上小微企业减税等项目，合计减税规模约占GDP的1.1%。这不是个小数字，也正因为如此，减税必须要起到刺激经济与消费的作用，才能对得起由此产生的成本。
以往政府、企业与个人承担的社会保险成本，一定程度上是在为建立基础社保埋单，但高昂的费用难以持续。在2014年末召开的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的联组会议上，国务院副总理马凯在回答委员质询时表示，现在的养老保险（养老保险行业发展研究报告）缴费水平确实偏高，“五险一金”已占到工资总额的40%至50%，绝大部分省市的缴纳比例都在工资总额的40%以上。
财会专家马靖昊拆解工资和社保构成，举的例证如下：某一雇员目前月薪8000元，在扣除五险一金及个税之后可支配工资收入6053.9元。某天雇主为之加薪2000，该雇员税前工资涨到万元水平。不过如上所述，在扣除各项目后该雇员每月到手工资为7454.3元，较此前的6053.9元增加1400.4元。而雇主付出的代价是，用工支出由此前的11528元增至14410元，增加的2882元是雇员到手工资增加额的2.06倍。
如此之高的费率增加了企业成本、削减了企业福利。雇主与雇员宁可将现金握入手中，心照不宣地维持较低工资，甚至一些行业很少签订正式用工合同。笔者到街边的饮食店与洗车店随机调查，问起三险一金时，业主呵呵大笑，现在就已经艰难为生，签订劳动合同为洗车工们缴纳三险一金，干脆关门大吉。有的业主毫不隐讳地说，我们跟他们签订的不是用工合同，而是企业项目的转包契约，让他们自己为自己负责。
乍听之下，似乎无良业主一味盘剥工人，但这是浅陋的解读，企业的第一要义是生存，成本不会消失，只会转嫁，所以吃饭、洗车越来越贵，如果转嫁不了，只能关门。
按照目前的税收缴纳方式，多数中小企业难以维生，也就谈不上就业机会。降低社保相关费用是务实之举，而这不会让缴纳者的老年生活质量变差。这是因为目前企业员工所缴纳的部分跟最终进入个人账户的并不完全一致。由于社保资源分配不公平，总是体制内的人呼吁提高最低工资，呼吁提高缴纳额，这也符合谁获益多谁喊声响的普遍道理。
真正最底层的打工者从社保中受益较少，流动的制造业大军即使获得企业优厚的保障，在离开当地时也未必能够带得走个人所缴纳的部分。此前广东的农民工在离开打工城市时，会排队拿走自己所缴纳的部分，虽然这样他们会“吃亏”，但那也是不得不作出的貌似不理性的理性选择。
正因为如此，中央的减税政策有必要简洁明朗，成本可控，不应该出现复杂的抵扣等办法。
比如有人提出个人所得税家庭负担抵扣、房贷利息负担抵扣等，这除了为更多的人想方设法来谋求利益以外，没有太多的好处。这倒不是说上述想法不合理，而是会牵涉谁来计算家庭负担、谁来核实、谁来审批——重重叠叠都会造成财政成本与信用成本。在现实的情况下，对我国的信用土壤必须要有准确的估计。
简单而有底线的减税是务实之举，也是经济倒逼之举。复杂的税制不适应初放的、信用不高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