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通过的北京市“十三五”规划建议中，“严格控制人口规模”的表述首次出现在决议里，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该建议提出，北京人口要实现到2020年比2014年下降15%左右的目标，必须坚持“疏 ”、“堵”并重，要重视综合运用经济、法律、行政等手段，提高以业控人、以房管人、以证管人的水平，强化人口调控工作责任制，尽早实现人口由增到减的拐点，确保实现人口调控目标要求。
纵观历次北京市对于人口控制的表述，此次可谓是目标明确，措施有力。但要想达到预期的效果，恐怕还需从具体的国情市情出发，努力走出一条有特色的、成本低而成效高的路子来。不过，从过去的经验来看，尽管严格控制人口规模的口号早就喊了出来，调控措施从收紧户籍管理，到限购汽车（汽车市场调查研究报告）房产等等，但总体而言实效并不显著，甚至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陷入了“越控人越多”的尴尬境地。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一个根本原因就在于特大城市的聚集效应远远大于扩散效应。按照法国区域经济学家佩鲁提出的“增长极”理论，在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不是均衡地发生在地理空间之中，而是其中某个中心城市会形成对外部经济效益的吸引和扩散作用，从而形成所谓的“增长极”。“增长极”对周围地区发展的推动主要取决于“聚集效应”和“扩散效应”两种力量的对比。一般来讲，在经济发展的初期，“聚集效应”要大于“扩散效应”;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扩散效应”则会大于“聚集效应”。
但现实情况却是，尽管北京的发展程度有了很大的提高，人均GDP由2010年的10910美元提高至2014年的16278美元，但周边地区期盼已久的“扩散效应”却迟迟未能发挥出来。这使得北京与周边地区的“洼地”相比，就像“鹤立鸡群”一般突出。与全国其他地区相比，北京上海等特大城市的发达程度也要高出不少。
从落后地区流向发达地区是人口流动的基本规律。在当前地区差异仍较为显著的情况下，大量的京外人员涌入北京寻找更好的发展机会，并不违反人们的理性选择和客观规律。因此，要控制北京的人口规模，疏解部分人员到京外去，除了以业控人、以房管人、以证管人等这种“内向型”政策外，应将更多的目光投向北京市外的区域及产业发展。这就要求国家应从宏观角度出发，统筹规划，多方配合。这主要包括：
一方面要努力实现地区的均衡发展，尽快缩小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目前应进一步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的支持力度，同时加快以人为中心的新型城镇化的步伐。这对于化解北京上海等这些特大城市的人口压力，具有重大的、根本性的战略意义。
另一方面要改变片面依靠政府行政手段调控的政策措施，重视市场在调节和引导人口流动方面的决定性作用。如果能够运用市场的手段，在政府政策的引导下，在大城市周边加大投资力度，形成功能互补的卫星城或城市群，那么中心城市的人口压力就会大大减轻，而中心城市在城市群中的龙头地位将更为稳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