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建：
重塑对我国经济发展阶段的认识，是走出经济下行阶段和避免爆发大危机的前提。中国目前正处在一个新的高速增长期的前夜，巨大的内需蕴藏在庞大的农村低收入人口之中，因此只要从纠正长期扭曲的城乡“二元结构”入手，推动大规模城市化，就可以把这个巨大内需释放出来。
李剑阁：
“一行三会”的体制在历史上起了很大作用，特别对于20世纪90年代初出现的金融秩序混乱起了很好的整顿作用，但混业经营的趋势愈发明显，分业监管体制面临诸多新的挑战。现行的监管理念和体制制约了宏观调控的有效性，也制约了金融配置资源的有效性，不太适应金融综合化经营要求和货币金融国际化、数字化、网络（网络行业发展研究报告）化的要求，因此，下一轮金融监管框架的改革应该建立以央行为核心的审慎监管的架构。
黄益平：
唯一能够把增长速度稳住的就是创新和产业升级。但更重要的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改革方案形成至今，改革落实速度慢于经济学家们的预期，中国需要更强的顶层协调来推进改革。在创新产业的培育中，作为“有为政府”，应当将产业政策集中在教育、科研、知识产权保护、金融体系改革等基础性的方面，而非直接支持某一产业，凡是政府明确支持的一个产业，这个产业就会很快发展，但产能过剩也会更快速地形成。
巴曙松：
中国经济已经走到这样一个新的发展阶段，需要适应全球化新格局，主动进行全球化布局，扩大对外投资，开辟在海外获得收益的新渠道、新途径。这是因为，一方面，当前是一个扩大对外投资的好机遇，世界经济正处于危机之后的调整进程中，不同经济体的经济波动呈现典型的周期分化特征，不同经济体差异化的经济周期给中国企业提供了多元化、跨周期的投资选择机会。另一方面，中国也需要更多关注对外投资来提高GN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