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五”规划建议稿中提及，“把握发展新特征，加大结构性改革力度”。日前，在“《财经》年会2016：预测与战略”上，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杨伟民说，11月10号，在五中全会闭幕的第11天，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11次会议就专题研究了经济结构性改革问题。
杨伟民表示，五年规划本来就是解决长期性的供给体系完善和供给结构优化。需求管理主要是短期问题，所以本来也不是规划的重点。建议稿的灵魂，本质上体现的是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问题，结构性改革的思想。
杨伟民表示，建议稿通篇都体现了更加注重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这样一些思想，比如说，创新发展篇当中提出了“四新”，新动力、新空间、新产业、新体制，这些都是力求通过创造新供给来满足新需求。
“十二五”规划专门用“坚持扩大内需战略，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一篇来讲内需问题，而且是作为“十二五”规划建议当中各项任务之首。杨伟民说，当时国际金融危机刚刚两年，稳增长是首要任务，而且大家普遍认为主要问题在需求侧，内需不足是主要矛盾。所以当时是以扩大内需为主来稳增长是必要的，也是有成效的，但是现在情况有些不同了。
结构性改革的时代背景
之所以要推进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主要是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国家的政策和思路要据此进行调整、完善。
从增长来看，过去世界经济处于较快增长期，2000年到2008年世界经济年均增长4.3%，很大程度带动我国的经济增长。但是现在世界经济一方面在放缓，另一方面我国经济体量在变大。世界经济对我国的带动力没有以前那么大了，过去世界经济加快发展带动我国的战略机遇就发生了变化。
从贸易或者需求来看，过去全球市场一定程度上是靠一些发达国家的高债务来支撑的，我国的经济供给体系总体上是一种外向型的，很大一部分的产能是面向外需、面向出口的。我国的供给总量和国内的市场以及用债务撑起来的世界市场，总体上是均衡的。但现在发达国家纷纷在去债务化，靠债务支撑的市场开始缩小了。这就导致我国一部分产能变成了过剩产能，出口对我国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也在减弱，从过去依靠扩大出口来带动发展的战略机遇内涵也发生了变化。
从投资来看，过去世界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国际分工从产业分工走向了提供需求、提供供给、提供资源之间这种大分工，部分国家成了净消费国，部分国家成了净生产国。我国当时靠劳动力成本低的比较优势，成就了中国制造，成为世界第一制造大国。
现在国际分工正在面临新的洗牌，一是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酝酿、正在加快;二是发达国家在推进再工业化;三是其他发展中国家也在加快自身的工业（工业行业发展研究报告）化。特别是再加上我国发展的基础条件发生了变化，要素成本在快速上升，能引进的经济技术差不多都引进了，但是依靠自身的创造力来创造新供给的能力还不够强。过去依靠比较优势，依靠优惠政策，依靠引进外资来带动增长，这个发展的机遇也发生变化了。
杨伟民说，增长、贸易、投资这些战略机遇期内涵的变化，是十三五规划建议稿提出“五大理念”并在五大理念基础上提出加大结构性改革力度，在国际背景方面的主要考虑。除了这三个方面，战略机遇期的变化还有很多。
从国内来看，我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但也面临诸多矛盾风险叠加、风险隐患增多的严峻挑战。建议稿也列举了不少的风险隐患和条件，风险和隐患有些是长期性，有些是中期性的。不过，我国物质基础雄厚、人力资本丰富、市场空间广阔、发展潜力巨大、经济发展方式加快转变，新的增长动力正在孕育形成，也是我国进一步发展的有利条件。
供给体系和结构至少存在六方面问题
杨伟民强调，经济结构性改革也是一项长期性的任务，在工作方针上，我们在战略上坚持持久战，持续的推进;在战术上要打好歼灭战，不能因为是长期任务，近期就不作为，必须马上行动起来。
杨伟民介绍：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11次会议提出了5+4+3的行动方案。“5”是五大政策支柱，宏观政策要稳、产业政策要准、微观政策要活、改革政策要实、社会政策要托底;“4”是要打好四个歼灭战，化解产能过剩、开展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行动、化解房地产库存、防范化解金融风险;“3”是三大原则，坚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坚持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当前尤其要调动企业家、创新人才、各级干部三个群体的积极性。
“十二五”规划曾提出扩大内需的战略。杨伟民说，五年来这一战略取得了明显的成效，经济总体上保持了中高速的增长，初步估计可能会年均增长7.8%，这也是超出了“十二五”规划提出的目标。
不过，目前经济还在下行、工业品价格在持续下跌、企业效益下滑。扩大内需，特别是扩大投资的效果开始递减了，再用需求不足显然已经无法解释。
杨伟民称，现在的问题，虽然也有需求总量和需求结构方面的原因，但主要原因可能不在需求侧了，病根在于我国的供给体系和结构，至少存在以下六个方面的问题，从而带来了目前经济下滑、投资减速、价格下跌和效益下滑等。
第一，我国的供给体系总体上具有外向型，现在外需减少，有些产能过剩。转向内需当然是一个方向，但需要经历痛苦的过程，有些甚至可能无法转向内需。
第二，过去主要是面向低收入群体为主的供给体系，没有及时跟上国内中等收入群体迅速扩大而变化了的消费结构。值得关注的事实是，同一件产品出口的品质就高一些，卖给国内的品质就差一些，迫使很多中等收入群体出国买“中国造”。
第三，过去供给体系能适应排浪式消费，但满足多样化、个性化消费的能力相对比较差，总量上产能没有问题，但结构上存在着花色、品种、规格、安全性等满足不了消费需求这样一些问题，所以有些消费流向了国外。
第四，有些产业，产能已经达到了物理性的峰值，价格再怎么降，产品也很难卖得出去，再怎么扩大投资，需求也很难消化现有的产能。同时有些产业，达到了资源环境约束的承载能力峰值，如果以全球消费量为我们自己的产能峰值的话，我们就不得不忍受更加严重的雾霾。
第五，我国的供给体系，总体上是一种中低端产品过剩，高端产品供给不足。传统产业产能过剩，同时存在着结构性的有效供给不足，比如说平板玻璃我们严重过剩了，但电子用的平板玻璃，电视用的大平板等我们还是不能生产。风电设备总体过剩了，但控制系统和不少零部件我们需要进口。
第六，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企业生产经营成本提高过快，有些方面的成本，不仅高于其他中等收入国家，甚至高于高收入国家，表现出“未富先贵”的现象。国民收入还是中等收入，但生产经营成本却达到了高收入国家的水平。这样的结果是，一方面产能过剩，产品不好卖，另一方面成本进一步提高，企业两头受压，削弱了企业特别是实体经济企业的盈利能力，所以说高成本是供给侧最致命的硬伤。
杨伟民说，成本高是多重因素造成的。有体制僵化，比如说电力垄断、银行垄断、中介服务的垄断;有超越阶段的过渡福利化倾向带来的，免费的午餐越多，意味着宏观的税负必然要高，必然要抬高成本;有些属于政策方向上是正确的，但实施中的进度、平衡度、方式方法把握的还不够精准。比如说，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当然是十分必要的，主要应该促进农民工及其家庭成员的市民化，促进他们进入劳动生产率更高的部门，通过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来缩小差距，如果更多的依靠增加转移性的收入，依靠补贴，最终会转嫁到企业的成本当中。
此外，扩大内需政策具体实施过程当中，有些政绩工程、没有回报的投资，以及结构调整中僵尸企业难以及时出清等，也间接转嫁过来不少成本。有地方认为，这些投资早晚要投的，但问题是，一定时期、一个地方的财力总是有限的，建设规模超出财力就要负债。
杨伟民说，如果所有的地方都这样做的话，既在宏观上倒逼了货币发行，又占用了有限的资源。比如说，僵尸企业产品已经没有市场了，长期亏损，但靠地方的财政补贴和银行的续贷，僵而不死，也占用了资源。在实体经济盈利能力下降、投资回报率下降的时候，一部分货币只好在金融系统内部自我循环、以钱炒钱，所以我们经济的金融化、债务化程度不断加深积累了不少的隐患。
总之，要重视经济的下滑，但实行各项政策要有长远的眼光和全球的视野，必须放在如何促进实体经济发展、如何促进企业发展上，这是国家实力的根基、是经济活动的微观主体。GDP不过是对所有企业一定时期内生产经营结果的一种统计，企业的生产经营活跃了，生产并能卖得出去的东西多了，宏观上统计出来的GDP也就多了，速度也就快了，这是经济发展本来的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