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像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历次改革一样，在此经济结构转型的关头，中国又要进行价格闯关来作为结构改革的重要环节。
10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价格机制改革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明确到2017年，竞争性领域和环节价格基本放开，政府定价范围主要限定在重要公用事业、公益性服务、网络型自然垄断环节。到2020年，市场决定价格机制基本完善，科学、规范、透明的价格监管制度和反垄断执法体系基本建立，价格调控机制基本健全。
政府下决心减少政府定价，即使政府必须控制的价格，也要按照不同的类别使其更具有弹性。
此前的9月23日，国务院提出削减中央定价目录，实行政府指导价、政府定价的商品和服务，从13个种(类)简化为天然气（天然气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电力、水利工程供水、重要邮政业务等7个种(类)，压缩八成中央定价目录。
通常来说，价格市场化也就意味着整个经济链条的市场化。当然，事实并非如此。
例如在电信等领域的价格市场化并不会带来上游的充分竞争，关键在于政策是否允许资金进入市场，也取决于上游垄断的情况。《意见》在能源领域提出择机放开成品油价格，尽快全面理顺天然气价格，加快放开天然气气源和销售价格。
成品油领域下游目前是放开的，而在原油进口与炼油方面却没有。地方炼油企业无法得到大型国有垄断企业的排产权等，原油自由进口是一句空话。而不放松原油自由进口，价格就会成为垄断价格。我们很难把划江而治、依照板块而治的企业视为市场化企业。
乐观者倒推的逻辑是，既然政府希望择机放开成品油价格，那就意味着政府会很快放开原油进口，并且允许更多的民间资金进入炼油等行业。但这恐怕并不简单，政府如果放开原油进口让民间资金进入炼油业，则面临着两个难题，即国内原油进口可能会哄高国际油价，以及民间炼油企业与加油站是否能保障品质。
这牵涉到制度建设。哄抬进口资源产品价格不仅存在于民企，也存在于国企，只不过是以另一种面目呈现。
在过去的10年中，中国的石油公司参与了一些全球最大的能源交易。数据供应商Dealogic的数据显示，2011年以来，中国公司收购了超过1000亿美元的油气资产。在高位时获得的资产如今价格已大打折扣。据摩根大通估计，中海油2013年收购加拿大尼克森公司后，可能面临减值超过50亿美元。而内部人交易导致这些国有企业从国外进口技术等成本居高不下。这不是哄抬价格，但比哄抬价格更糟糕，因为这代表着企业内部错误的激励机制。
至于成品油质量问题同样难以控制。今年山东省工商局组织烟台、济宁、日照、聊城、滨州5个市工商局开展了一次流通领域成品油质量抽检，并于10月9日公布结果。抽检对象主要是车用汽油(含乙醇汽油)、车用柴油、普通柴油等。该次抽检全省共抽取成品油样品236个，检验合格样品210个，合格率89%;不合格样品26个，不合格率11%。其中，抽检汽油样品129个，合格120个，合格率93%，柴油样品107个，合格90个，合格率84.1%。这次抽检发现的26个不合格样品中，不合格检验项目共31项。
产品质量无法得到保障，对“黑心油”的应对之道是加强监管与严惩，而不是全面国有接管。
市场化有必要全面放开，政府并不是不管不顾，而是建立完善的质量监管体系，以制度建设能力来显示中国的市场化推进具有扎实的基础。
不可动摇的是，公益类产品、服务要继续由政府控制价格，以健全基础保障。同时，让污染企业支付更高的排污成本。大规模排污者无法承担成本支出是建立环保社会的基础。
如果能够做到，此次价格闯关中国的物价将有降有升，而不是一味上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