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由国家主席习近平主持召开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八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的若干意见》，提出了加快自由贸易区发展的战略要求。而此前不久，中国人民银行也发布了《进一步推进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金融开放创新试点、加快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方案》，描绘出40条自贸区金融改革蓝图。
在笔者看来，最高领导人此时强化上海自贸区战略布局、提速自贸区金融（金融行业发展研究报告）改革不仅对于“十三五”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意义重大，更希望其能起到以点带面，通过改革试验田加快推进“十三五”制度创新、扩大开放和全方位深化改革的效果。当然，蓝图如何落地事实仍然面临不确定性，如何协调好自贸区金融开放与国内整体金融改革的关系是个难题亦是挑战。
不难发现，金融改革一直是自贸区发展的一大重点，自2013年9月自贸区挂牌以来，上海自贸区金融改革大致经历了以下四次主要结点：一是2013年9月以来“一行三会”相继出台的支持自贸区建设51条意见，为自贸区金融改革勾勒出总体框架;二是建立自由贸易(FT)账户系统，将企业区内、区外、境外三个市场链接，实现了境内境外账户自由划转，为金融改革奠定了基础;三是基于自贸区账户体系的本、外币境外融资全面放开，并取消前置审批，依托FT账户进行事中、事后监管。四是此次金融改革四十条公布，引领金融改革全方位布局。
具体来看，本次金融改革四十条涉及如下五大重点任务，可谓亮点，值得关注：
第一，率先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可以看到，伴随着人民币国际化提速，近年来资本项目可兑换进程正在加快，自贸区金融改革四十条中提到，要在自贸区范围内率先启动合格境内个人投资者境外投资试点，并适时扩大个人可兑换限额的提高，在笔者看来，这意味着QDII2即将破冰，有助于国内风险承受能力强、资金规模充裕的投资者拓宽投资渠道，进行全球资产配置;同时，在资本项目可兑换先试先行的同时，更加强调宏观审慎管理，体现了以开放改革的思路，又是防范风险的必然要求。
第二，强调扩大人民币跨境使用，包括创新面向国际的人民币金融产品，扩大境外人民币境内投资金融产品的范围，促进人民币资金跨境双向流动等。在笔者看来，伴随着人民币纳入特别提款权(SDR)篮子，“十三五”期间，人民币国际化地位将不断提升，这不仅有助于人民币跨境使用范围的加大，人民币国际储备货币更将是水到渠成之举。而这也必然要求提供更多境内人民币产品，打通境内外人民币双向流动渠道，以增强境内外投资者持有人民币的信心。
第三，通过创新金融业对外开放，探索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引领全国金融改革与制度创新。具体包括允许民营资本进入金融业，外资金融机构在自贸试验区内设立合资证券公司内资股东不要求为证券公司等等，都有助于金融业的开放。在笔者看来，“十三五”期间中国对内面临市场化改革的攻坚阶段，对外面临美国主导的国际投资贸易规则TPP的挑战，此时推动上海自贸区金融改革以及负面清单探索实践，不仅有助于制度创新的积极探索，更是融入国际服务贸易和投资体系的全球化战略框架，主动接招的表现。
第四，加快建设面向国际的金融市场，包括推进支持中国外汇交易中心、上海证券交易所建设国际金融资产交易平台;支持上海期货交易所加快国际能源交易中心建设;支持设立上海保险交易所等;在笔者看来，上述举措有助于提升“十三五”期间，上海金融中心的地位。实际上，打造一流国际金融中心一直是上海追逐的目标，根据新华-道琼斯国际金融中心发展指数(IFCD)显示，“十二五”期间上海金融中心地位显著提升，排名第八进步到了与香港排名并列第五。伴随着加快改革以及与国际金融市场对接，以及港元与美元挂钩的联系汇率制或发生改变，香港本身的制度性优势将有所降低，预计“十三五”上海有超越香港之势。
第五，强调加强金融监管与切实防范风险，提出完善金融监管体制、加强自贸试验区金融监管协调、加强金融风险防范等要求。在笔者看来，之所以上海金融改革领先于全国，很大一部分考虑便是出于对金融风险的管控。今年夏季以来，中国国内资本市场、国际人民币汇率市场相继出现大幅波动，使得决策层对于金融监管的要求更加重视，借助于上海FT账户系统等基础设施以及区域内协调监管的尝试，自贸区金融监管也可为后续的全国金融改革与金融监管配合提供宝贵经验。
可以说，此次自贸区金融大布局为显示了决策层推进“十三五”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意图，也体现了决策层希望自贸区能起到以点带面，通过改革试验田加快推进“十三五”制度创新、扩大开放和全方位深化改革的效果。
但是，美好愿景能否落实仍然面临挑战，毕竟40条已有内容早前也有充分讨论，海内外形势变化与协调推进防范风险均是影响40条时间表的关键变量。同时，在笔者看来，如何协调好自贸区金融开放与中国国内整体金融改革的关系目前看来也有不明确之处。
可以看到，今年以来中国已经在全国范围内推动利率市场化、汇率市场化，并在资本项目开放等方面加快脚步。例如，早前央行宣布境外央行、国际金融组织、主权财富基金可以运用人民币投资银行间市场，是资本项目开放的重要内容;央行调整人民币汇率中间价，也使得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朝着市场化方向迈进;而10月央行在降准、降息的同时，对商业银行和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等不再设置存款利率浮动上限，亦标志着利率市场化改革完成最后一跃等等。
可以说，伴随着11月人民币加入SDR的概率增加，“十三五”期间更大范围内的金融开放必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因此，如何把握自贸区金融改革与全国金融改革的步伐是个挑战，如果上海自贸区金融改革过慢显然失去了先试先行的意义，但改革过快又如何规避资本项目开放的风险值得思考，毕竟诸多措施一旦施行，恐怕也没有回头路可言。
总之，自贸区金融改革的创新为自贸区带来了政策先行机遇，但如何落实与协调仍然考验决策层的政策智慧。为了达到可推广可复制可升级的经验，未来一两年上海自贸区应以更大的动作先试先行，只要不影响全局，应该大胆试错，大胆开拓，使之真正成为各项改革的先锋，完成赋予上海的历史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