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杨伟民9日在国新办吹风会上指出，虽然现在城镇化率已达55%，但是质量不高，最主要的体现在现有的城镇7.5亿常住人口中有2.5亿左右没在城镇落户，没能在城镇享受到相应的公共服务，也没有相应的市民权利。这种只能到城市打工、经商、就业，但不能在城镇落户的城镇化的模式，在全局上制约着中国经济增长。
2.5亿城镇常住人口没有相应市民权利，表明现在通用的城镇化率数据“虚高”。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以常住人口统计，我国2014年的城镇化率已达近55%，但以户籍人口统计，我国2014年的城镇化率只有35.9%，远远低于国际平均水平。新型城镇化，就是“人的城镇化”，假如城镇常住人口中三分之一的人口没有实现“人的城镇化”，那么城镇化率再高，也只是半城镇化。
不完全的城镇化对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制约极其明显。一方面，被统计为城镇人口但没有市民权利的2.5亿人口，是劳动力市场的主体，不能享受均等公共服务，既强化了城乡、地区差异造成的权利不平等现象，又加剧了劳动力市场的不稳定性。劳动力市场的不稳定破坏了许多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利益结构，弱化了原有的竞争优势，加快了人口红利衰竭的速度。另一方面，这2.5亿城镇常住人口本应是提振消费内需的主力，没有相应市民权利而必须付出更大成本换取城镇居住、生活、子女受教育的机会，结果是抑制了其消费能力，弱化了内生型经济的增长动力。
不完全的城镇化的弊病早已显露。因此，推动城镇化由过去“土地（土地市场前景调查分析报告）的城镇化”向“人的城镇化”转变，优化经济和社会发展结构已是当务之急。
不过，这种转变注定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提高“人的城镇化”水平，让更多的常住人口享受基本公共服务，对地方财政、公共服务供应能力、公共管理能力都是一大考验。在地方财税收入增速下降的情况下，地方有多大的积极性推动“人的城镇化”尚是疑问。此外，2.5亿常住人口定居城镇，将大大提高失业率的敏感度，对城镇容纳就业的能力提出更高要求。消除这些制约“人的城镇化”的客观因素，不仅要求户籍制度加快改革，也在央地财税关系、地方治理、城镇规划建设、产业布局等各个
方面提出了更高的适应性要求。没有治理机制、产业结构等各方面的跟进，“人的城镇化”就仍然可望而不可即。
“人的城镇化”，与治理方式、社会结构、经济结构的优化互为因果。而治理方式的优化尤为关键。“十三五”规划建议中已经提出了一系列针对性措施。深化户籍制度改革，要求建设用地增量要和人口落户数量挂钩，财政转移支付与市民化挂钩等等，目的就在于解除妨碍“人的城镇化”的制度性因素，以更刚性的措施促使地方推动“人的城镇化”。这让“人的城镇化”站到了一个新的起点上。这个起点，其实也是共享发展的起点。只有切实推进“人的城镇化”，才能让更多的人分享发展成果，才能为经济和社会发展注入持久动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