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制造转型升级已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经济主题，其战略地位涉及到了“立国之本、兴国之器、强国之基”的高度。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刘世锦最近认为，制造业不仅是一国竞争力的体现，而且制造业转型升级关乎中国经济增长平台的转换。在采访中，他一再强调，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势在必行。
制造业到底在经济增长中扮演什么角色，现在特别需要强调两点：第一点，制造业虽然比重下降，但是制造业本身需要升级，制造业升级所要解决的问题，简单地说就是提高生产力，提高附加价值。中国制造业和美国、德国、日本相比较，增加值的比重还是相对比较低。通过测算，如果中国制造业增加值的比重达到目前美国、德国和日本的水平，我们的生产率要提升30%—70%。中国制造业尽管现在具有规模了，但整体水平还比较低，这是我们很重要的发展机遇，所谓制造业中低端、中高端提升就是一个发展机遇。
第二点，制造业比重有所下降，服务业的比重上升，所以有一种思潮认为制造业好像都不太重要了，中国经济发展主要靠的是服务业。这其实是一个误导，事实上决定一个国家竞争力主要靠制造业。
我们目前差距最大的是生产性服务业，包括研发、物流(物流行业发展研究报告)、金融、法律、会计，等等，这些领域基本上都是为制造业服务的，所以服务业今后发展的重点是生产性服务业，而生产性服务业是为制造业服务的，特别是为制造业转型升级服务的。所以服务业到底发展得怎么样，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制造业转型升级进展的状况。
精致生产与创新创造两者不可偏废
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到底什么含义，我的理解主要是两个方向：一个方向就是在原有的技术框架下做一些改进，这就是我们经常讲的把活做精做细，或者简单地说是精致生产，更加的专业化、精致化。企业曾对我讲过，一个要积累经验，很多东西是经验积累，通过积累经验以后才能发现;另外一个需要大量的数据支持。再一个方向就是创新。我们鼓励创新也要包容失败，创新过程中失败的占多数，你得给他能够转身再爬起来的机会。
另外，创新的规律也需要关注和研究，创新并不是什么地方都适合。创新要素是流动的，那些重大、颠覆性的创新往往称之为创新中心，或者创新型城市的贡献很大，比如说美国硅谷、中国深圳，各种创新要素都集中在那里。
中国和德国之间差距更多是精致生产的差距，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差距更多是创新的差距。美国和德国之间也是有差距的，但是我们这两条路线都要走，可能对那些制造业比较集中的地区来讲，精致生产某种意义上更为重要。
为制造业转型升级创造有利环境
创新驱动是试错的过程，对的东西是什么，事先谁也不知道的。所以过去在“强政府”环境下，一些习以为常的做法，在新环境里可能就不大适应。最容易出现的情况就是居高临下制定技术路线，或者扶持某些企业，或者决定搞什么产品……这些做法过去也犯了很多错误，有很多教训。有些在过去或许还是有效的，但今后来讲，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如果政府指定一个技术路线，以后的代价很高，一是限制甚至扼杀了市场创新空间，只能按照政府的设计走，别的不能走了，把真正创新的可能性消失了;二是对政府的权威是很大的损害。政府到底做什么比较合适，主要是创造一个稳定的预期，你要保护企业家的积极性。政府鼓励企业家创新，更重要的是要容忍失败，比如国有企业是不能失败的，失败是要问责的，如果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创新就很难。
目前两个问题，一个是严重的过剩产能要加快退出，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压力，产能过剩问题突出的行业存在，有些产能过剩问题并不突出的行业也存在。产能过剩与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有很大关系。市场经济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过剩，只有过剩了以后才有充分竞争，才有消费者的选择权，才有竞争压力，才会有转型升级，转型升级都是被逼出来的。另一个对制造业转型升级影响比较大的是要防止各类型泡沫经济的干扰。过去这些年房地产、股市等泡沫的膨胀扰乱了很多制造业行业的企业家信心。一方面从大的宏观环境来讲，尽可能不去制造泡沫。从理想的角度来讲，要先对这些所谓无风险利率导致的原因进行分析，才能有针对性地解决问题。实际上，在经济活动过程中很难避免投机，据说适当的泡沫也是必要的，但是得有一个限度。如果超过一定限度以后，它就会对实体经济和创新活动造成过大的影响，把大量的资金吸引到那个方向去，那样对整个社会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损失。
另外一方面从制造业内部来讲，要逐步培养形成一种专心致志搞制造业的文化氛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