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靠投资来拉动，它的结果一定发生所谓的投资回报递减的倾向，特别到了最近两年，刺激作用几乎等于零……另外一个方面，因为过度投资，使得国民资产负债表，也就是所谓杠杆率变得越来越高，从各种研究机构的研究来看，中国现在各级政府、企业的资产负债表，再加上居民的资产负债表，这个杠杆率是GDP的250到300之间……因为这样，所以我们在实际上也不可能把增加投资作为拉升GDP增长的主要手段。”
10月25日，在清华大学产业发展与环境治理研究中心(CIDEG)成立十周年暨学术研讨会上，著名经济学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作了上述题为“中国经济增长的关键驱动力”的主题演讲。
他认为，中国经济增长从2011年开始进入下行通道，与此同时，需求不振，出口增长缓慢，不少企业经营发生困难。如何稳定增长和克服困难，成为朝野关心的重大问题。在此背景下，靠增加投资提升增长速度，不仅在理论上存在误区;在实际施行中，也因为投资回报率递减和杠杆率被不断推高，都使得我们无法把增加投资作为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
在吴敬琏看来，只能靠转变经济增长模式，使经济增长的驱动力从增加投资转向提高TFP(全要素生产率)。而这一提法虽然提出了整整20年，但经济发展方式转型成效不大，其中原因就是在于转型中的“体制性障碍”。因此，他认为，“唯一的出路就是推进改革，通过改革消除体制性障碍”。
他建议，今后需要加快包括简政放权、金融、财政、价格、国企、自贸区以及教育法律体系等领域的改革，释放体制活力。
以下为演讲全文(未经演讲者本人审核)：
今天我要讲的这个题目，一方面是当前中国朝野内外热烈讨论的一个核心问题，同时也在这个场合，使我想起青木昌彦教授，这也是他最为关心的一个主题。青木昌彦教授近几年来将近有10年的时间，将自己的注意力，放在了中国发展的路径，也就是中国增长方式变迁的问题上。
在2006年，就在北京召集的IEA的世界大会上，青木昌彦教授作为IEA的会长，作了一个讲演，就是从历史上去回顾，中国和日本的发展路径;今年3月25号，这可能是我跟他一起参加学术会议的最后一次，他对当前中国的经济增长所存在的问题，所要指导的方向做了非常重要的分析，所谓新常态下中国经济的发展。所以，我这个讲话，也意味着对于将近20年来中国的讨论和当前碰到的问题，同时也是对青木昌彦教授回忆的怀念。
中国经济增长从2011年就走上降速下行的通道，同时存在着一系列经济矛盾开始显露出来，所以中国经济增长它的主要动力是什么，就变成现在不管是学界还是政界讨论的一个核心问题。
从各种意见、分析框架到实际政策，出现了各种各样意见，我把他分成两种分析框架和由这两种框架引出的不同方略和对策。
第一种，分析的方法，就是从需求侧去进行分析。在中国，大家把它叫做三驾马车分析方法，就是为什么中国经济走入了下行通道呢，是因为需求乏力。
总需求由三个部分组成，就是投资、消费和进出口（进出口行业发展研究报告），这种分析方法源自于凯恩斯主义的短期分析框架。就是说产出是由需求决定的，那么需求按照凯恩斯的短期分析框架，它是由四个项目组成的，就是投资、消费、进出口和财政赤字。
那么在中国把它称为三驾马车，就是投资、消费、出口，为什么中国经济增长进入下行通道呢，就是这三驾马车力量不够，所以由这种分析得出的结论，要使中国经济增长保持一个比较高的速度，办法就是增加需求，寻找各种增加需求的办法都试过了，最后就落脚到投资，增加投资来拉升经济增长速度。
这种分析方式和对策，在我看来在理论上是存在一个很大的误区，就是它用了凯恩斯主义的短期分析方法去研究中国长期增长的问题。当然，对于凯恩斯经济学的基本判断是对还是不对，在我们这里是有争论的，但不管是对还是不对，用短期分析方法研究一个长期问题，在理论上恐怕是存在很大问题。
另外从实际表现来说，中国实际用这种方法来应对GDP增速下降，已经有很长时间了，特别是全球金融危机发生以后，2009年采取了非常强的刺激政策，想拉升经济增长速度，但在2009年到2010年很短的时期，把经济增长速度从年增长6%左右拉升到8%以上，甚至是10%，但是很短暂。到了2010年年末，就开始进入下行通道。从2010年到现在，几乎每年或者隔一年就会采取强刺激方法，希望拉升经济增速。
但是这样做的结果，产生了两个负面的结果，第一个负面结果，就是投资拉动的效果越来越差，因为在能够支持增长的诸因素中，如果只是靠其中一个因素，靠投资来拉动，它的结果一定发生所谓的投资回报递减的倾向，特别到了最近两年，刺激作用几乎等于零。就是说，投资刺激已经越来越缺乏效果了。
另外一个方面，因为过度投资，使得国民资产负债表，也就是所谓杠杆率变得越来越高，从各种研究机构的研究来看，中国现在各级政府，企业的资产负债表，再加上居民的资产负债表，这个杠杆率是GDP的250到300之间。显然它已经造成了很大的债务积累，威胁到我们整个资产负债表的安全，蕴藏着出现系统性危险的可能性。因为这样，所以我们在实际上也不可能把增加投资作为拉升GDP增长的主要手段。
那么，许多经济学家都认为前一种分析方法和它由此引出的政策方向，是有问题的，包括青木昌彦教授在3月25日的讲演在内，都认为我们要主要从供给侧主要因素来分析中国经济的驱动力量在哪里?
所谓从供给方面的因素去分析，可以用一个生产函数来看，经济增长由什么因素来决定的呢?基本由三个，一个是新增劳动力，一个是新增资本投资，另外一个是所谓的效率的提高，或者说TFP(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
这样一种分析框架，用来解释我们过去30年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取得高速增长，是很有说服力的。那么，用这样一种分析方法去寻找中国经济今后增长的动力，也是应很有效的方法。对于过去的分析，我就不详细不讲了，最近20年有很多很多这样的分析。
我就只说一点，就是今年3月25日青木昌彦教授这个讲演里，特别是对比了中国和日本，中国和韩国的增长路径，他指出了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由于劳动力从低效部门向高效部门转移，中国已经进入了一个转折点。就是他根据日本和韩国增长变化过程，认为当农村劳动力只占到20%左右，这个时候效率就发生一个转折，在这以后程序化过程就变得非常平缓，速度就降低。
也就是说，进程就进入了末期。因此靠这样应因素来推动经济增长，就乏力了，必须要找到新的经济增长的驱动力量。那么这个驱动力量是什么?归根到底一句话，就是要提升增加全要素生产率。
所以根据这样一个分析得出的结论，中国今后要保持持续稳定增长，主要驱动力量应该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从主要依靠投资，主要依靠投入资源，转入到技术进步，靠效率提高。一句话，就是转变经济增长模式。
那么问题在于，关于经济模式的转变，中国已经提出多年了，今年2015年是中国官方正式提出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第20年。1995年在制定第九个五年计划的时候，中国领导就提出，中国的问题是经济增长方式太粗放，要在1996年到2000年这五年中，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但问题是这个过程进行得非常缓慢，特别是第十个五年计划期间，特别是经济增长更多的依靠了投资，海量的投资。
所以在制定“十一五”计划，就研究了这个问题，为什么五年计划规定了要转变经济增长模式，为什么一直得不到转变呢，学术界和政府部门做了很多研究，最后得出一个结论，这个结论是对的：因为存在体制性障碍。这个“体制性障碍”这句话是从2003年的中共中央一个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主义的那个决定中起来的，就是说经济发展存在体制性障碍。
那么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之所以不顺利，当时做了很多研究，最后得出的结论和那句话是一样的。非常明显，如果是存在体制性障碍，使我们计划做规定做的增长模式转变变得非常不顺利，那么唯一的出路就是推进改革，通过改革消除体制性障碍。
不幸的是，虽然正确的结论作出了，但是在“十一五”，甚至“十二五”前期，没有太多的改进，到了2012年，情况发生了很重大的变化，就是中国共产党十八次代表大会， 决定要全面深化改革，要完善现存体制。
所以现在的问题就在于用改革去推动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让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效率的提高。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应对现在存在的困难，主要的方针就应该是，根据前面的分析，在保证不出现系统性风险的条件下，把主要精力放在切实推进改革上，使得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成为我增长的主要驱动力量。
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各项改革陆续推进，但现在看来，很多方面还需要加快，另外很多需要加快改革的领域，现在还没有走上改革的道路。下面我就很简单的过一下我们所面临的改革。
第一个就是简政放权，这个取得了一定成果。但根据过去经验，我们在21世纪初期曾经做过一次，但一方面中间有很多水分，另一方面加强所谓的有保有压的调控，大量增加了政府的干预。所以现在应该把简政放权制度化。
制度化无非两件事：一件是要很快的把市场进入的负面清单制定出来;另外一个就是总理所说的对政府来说，法无授权不可行，所以要制定各级政府的正面清单。
第二个问题是金融改革，金融改革的核心现在看来进行得不错，比如利率市场化，应该说利率市场化取得的决定性成果，把存款上限放开了。但是，在金融市场方面，有很多长期需要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还没有推出。比如说监管，根据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监管需要改革，过去我们监管办法主要是事前监管，主要靠审批来监管，根据十八届三中去全会规定，要从事前监管转变到事中事后监管，转变到合规性监管，而不是审批。
比如证券市场这方面改革进行得特别慢，特别不好的消息是，是股灾发生以后，显然看出一些迹象，从审批制改到注册制这个改革，似乎要推迟了，这是个不好的消息。
第三个，财政改革，总体进行还可以，但这方面遗留的问题太多，再碰上各地政府杠杆率太高的问题怎么来消化，于是使得整个财政改革碰到很多实际性困难。
第四个，价格改革。价格改革是最近提出的指导意见，这个是非常困难的改革，但又是非常重要的改革。
第五个，国企改革。国企改革有一些原则性的问题一直存在争论，现在看来没有完全解决。一个是国企的定位，另外一个就是代表国家来掌握国有资本的机构，是管资本为主呢，还是要管人管事管资产?看来这些问题还需要今后在实践中解决，很重要。
另外一个就是建设自贸区，开创对外开放新局面。为什么要建立自贸区，习近平在深改组的讲话说得很清楚，是要顺应贸易和投资的便利化这样一个大趋势，营造市场化法制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这个意见非常得重要，但碰到两个问题，一个是认为这个所谓贸易和投资便利化或者说自由化，这种趋势和中国国家利益不一致，另外一个就是各个部门总愿意把住自己的权力不放，就使得负面清单难以缩短。
最后还有一些完全没有提到日程上来或者早已提到日程上来的一些(改革)，但推进得缓慢。比如教育体系的改革，法律体系的改革，这些方便都需要向前推进，否则提高效率这件事很难成为我们经济增长的驱动力量。
比如教育力量的改革如果不能向前推进的话，像我们现在高度行政化、官本位的这样一种教育体系，对于人力资本的投资，人力资本对增长的重要贡献就难以达到。我要讲的就是这些，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