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有相关报道，中国考虑在十三五规划中将人口增长提到优先位置，比经济增长的重要性更加靠前，规划制定者可能首次强调“人口政策”重于国内生产总值，新的重点将为一系列政策改革创造条件，包括医疗（医疗行业发展研究报告）、养老、社会福利，以及可能放宽部分家庭生育孩子的数量限制。
按照发展经济学理论，经济增长是通过技术创新，资本和劳动力等要素资源的组织、分配、投入实现产出水平的提高。因此，经济增长与一个国家的劳动人口增长密切相关，过去几十年里，中国的关键比较优势之一就是廉价劳动力，众多的研究者都认为人口红利在中国过去几十年的超常增长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改革开放后，经济增长更多依靠劳动力的投入以弥补初期资本稀缺的短板，其背后的故事是过剩的农村劳动力供给。但30年过去，随着中国的人口不断的老龄化，中国正在失去这一最大的优势，劳动力人口的数量数十年来首次下降。上半年，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同比仅增长0.1%，几近停滞。农民工“正在从无限供给向有限供给转变”，所有的研究者都在说中国经济享受了几十年的“人口红利”正迅速消失。面对挑战，尽管不少电子企业已经开始向机器人生产转型，但建筑、服务等行业的大量用工需求无法用机器人替代。随着劳动力供不应求时代的来临，企业人力成本的上升趋势已不可逆转。随着老龄化加速，接近2.8亿的农民工总量增速已持续四年下滑，并呈现高龄化趋势。
另一方面，当前全社会的抚养比达到36.2%且有进一步上升趋势。根据联合国的预测数据，未来35年里，中国的抚养比还将一路攀升，2050年中国抚养比将达到63%。其中，老年抚养比将从当前13%提高至2050年的39%。人口红利的消失不仅意味着劳动力资源的比较优势丧失，更预示中国社会未来养老的负担将加大，而劳动年龄人口减少是抑制需求的重要因素，人口结构的变动将对我国经济产生深远影响。而这些老年人必须由不断减少的工作人口来支持。这对中国社会将产生三个方面影响：
首先，人口老年化问题加剧导致储蓄率下降，不利于资本深化。早在2000年开始，中国65以上人口比重已经达到7%，老年化社会的来临。人口老年化意味着社会储蓄率下降。按照经济学原理，随着人口老年化问题的加剧，一国储蓄率下降。2014年国内储蓄率48.8%，2010年储蓄率为50.9%，未来储蓄率还将随着人口老年化而进一步下滑。储蓄率下降导致社会资金配置的改变，资本支出受限，投资放缓，不利于资本的深化。
其次，加剧社会债务负担，拖累经济增长。未来养老负担的加剧将迫使更多的资金用于养老支出，从而加剧国家债务负担。比如日本，人口老年化导致日本社会保险费逐年增加，按照现在的速度，2050年日本累积债务将达到GDP的5.6倍。按照中国目前人口老年化的增速，2050年养老保险金收支累计缺口占到GDP的90%。这无疑将成为中国经济发展重大隐患，很可能拖累中国经济增长。
最后，老年化社会改变中国比较优势，加大宏观经济不稳定性。过去中国制造一大优势是成本低，主要是劳动投入低。这种状况正在改变。随着人口红利的消失，老年化社会将使得中国比较优势发生更改，中国制造业成本上升，出口放缓，人民币出现贬值压力，资本流出压力加大，整个社会产业环境和货币流动性受到冲击，极易造成宏观经济波动，加大宏观调控的难度。
那么，是不是中国的人口红利已经释放完毕呢?并非如此!我们认为广义的人口红利包括数量人口红利、结构人口红利和质量人口红利三个方面，十三五期间都有重大红利空间可供发掘。
数量人口红利：2013年11月，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宣布了单独二胎政策。但是单独二胎申请人数虽然稳定却低于预期，考虑到实际的出生率，为缓解人口老年化压力，适应经济发展新趋势，同时也为中国制造业升级和产业转型争取更多时间，中国应当尽快全面放开二胎，我们预期在十三五期间全面放开二胎的概率高达80%，这是对先前过于紧锁人口政策的最后补偿窗口。
另外则是提高劳动参与率，例如延迟退休时间，《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也指出：研究制定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政策。目前中国的法定退休年龄为男60岁，女55岁(干部)或50岁(工人)。欧美发达国家普遍的退休年龄在67岁左右，日本退休年龄男65岁，女60岁。过去几年里，德国、法国和意大利等发达国家均通过法案延长退休年龄。十三五期间，中国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的可能性也日益上升。
结构人口红利：这是指农业人口转向非农就业带来的生产力提升，即库茨涅茨效应。2014年中国农村人口比重45.23%，农民工数量大约2.7亿，按照73%的比例来估算劳动力人口，农村能够转移的剩余劳动力理论上限大约2.5亿。国际上，当前日本农村人口比重大约10%，韩国大约9%，如果按照中国农村人口10%这样的比例进一步测算，理论上中国未来能够转移的剩余劳动力大约在1.5亿左右。然而，当前中国城镇化推进过程中受制于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以及附着在户籍上的城乡二元福利结构，真实的城市化率仅仅在37%左右。
从我们对户籍改革对经济影响的测算结果看，户籍制度改革可以明显缓解劳动力紧张问题，改革将从非农劳动倾向、平均工作时间，以及工作效率提升几个方面拉长人口红利。首先户籍制度的改革将影响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劳动倾向。根据我们对整体就业倾向的分析看，户籍改革能够提升未来整体非农劳动就业倾向，在一定程度上缓冲劳动力储备下降带来的负面影响。假设劳动参与率不变的话，我们预测在2020年，农民工总数将达到3.05亿。其次，户籍制度改革有助于从工作时间长度弥补劳动力不足的问题，从每年的工作时间长度来看，统计局统计的数据是农民工平均工作时间为9.8个月，在城市定居的农民工每年在城市工作的时间将会延长至12个月，从平均在城市的打工年数上看，平均为8-9年，而一旦解决户籍和社保瓶颈，则有非常大的提升空间，这对他们自身发展和城市进步都有很大帮助。
如果2014年开始推进深入改革，那么2014-2020年户籍改革红利对GDP增速的拉动作用在平均每年1%左右，户籍改革红利对GDP总体的贡献率将达到5%。过去中国的城镇化主要体现在投资的迅猛增长，但我们认为，未来的城镇化将更多的体现在消费和服务的增加上——即城市发展水平的提升、公共服务的均等化、社会发展的再平衡。努力实现1亿左右农业转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镇落户。未来五年中农民工市民化可能是库次涅茨效应的最后释放窗口。
因此，一是要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和农业生产现代化，提高农业生产效率，进一步释放农村劳动力转移潜力，加快农业人口向非农产业转移;二是要积极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大力改善农民工在城市就业、住房、医疗、子女入学等方面的待遇，推动农民工市民化。关键在于实现这一亿农业转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的市民公共服务和消费模式转换，实现进城务工农民与城镇生活方式的真正融合。其中不仅包括务工者本人，还包括其家属。务工者主要是生产者，而家庭则带来消费，这种生活模式才能促成一个良性、可持续的经济循环。如果再把约8个百分点的新增城镇人口加进来，那将进一步释放出达3亿左右人口的消费潜力!
质量人口红利：中国劳动投入在1978-2012年间年均增长3.3%，其中数量变化对劳动力投入增长的贡献为45%，质量变化对劳动力投入增长的贡献为55%。因此，提高人均劳动生产率，用资本、技术、知识、创新去武装中国劳动力才是未来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源泉。中国经济新常态的内涵是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由过去粗放式的增长转向集约式的增长。在理顺农民工落户城市的道路后，政府在培训技术配套上也要大量投入，工作效率的提升也将是未来红利释放的重要突破点。无数的例子证明，人到了城市就会变得聪明，善于学习，并不断增加对自身的人力资本投入，这会大幅提升有效劳动时间和劳动生产率。根据教育部预计，到2020年时中国新增劳动力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将从目前的12.4年提高至13.5年，而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则从9.5年提高至11.2年。假设教育回报率回落至相对保守的6%，那么，教育水平提升带来的劳动效率提高将导致中国的劳动投入在原来的基础上再平均每年增长1%。
所以，加强人力资本投资，全面提升劳动者素质是关键，一是要继续加大公共教育支出力度，努力改善各级学校特别是农村贫困、落后地区学校的教学条件，加快学校课程和专业设臵改革步伐，加强市场紧缺的技能型人才培养，积极推行素质教育，全面提升教育质量;二是要积极鼓励社会资本和外资投资教育事业，并给予土地、税收等方面优惠，扩大教育供给，提高教育领域市场竞争力度;三是要进一步完善相关法律法规，鼓励企业积极开展职工在职培训，将企业用于职工培训的相关费用列入成本;四是要加快推动学习型社会建设步伐，加大宣传力度，在全社会形成终身学习的良好风气，提升整个社会的竞争力。
因此只要政策得当，迅速全面放开二胎，渐次延迟退休以提升劳动参与率，让农民工真实落户永居城市，给予平等教育和培训机会，则中国劳动力质量将继续提高，“人才红利”将逐步取代“人口红利”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量，最后配合创新，才可能冲出中等收入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