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子勋“十三五”是中国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表面上看，“十三五”规划是在制订五年规划，深层次看，这其实是对中国发展阶段、发展潜力和发展能力的判断。对于决策部门来说，对中国当前面临的经济下行压力、经济转型压力和结构调整的难度，都需要有足够的估计。综合起来，笔者认为“十三五”规划有以下几个问题需要厘清：
第一，宏观经济增长目标如何调整。
从目前形势来看，实现到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翻一番的目标，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年均增速应该不低于6.67%，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年均增速应该不低于5.24%，全国居民人均收入的年均增速应该不低于5.81%，而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均增速应该不低于6.63%。因此，在“十三五”期间，需要全国都保持住7%左右的经济增速为宜。
第二，区域发展将发生哪些结构性变化。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形成了东中西部地区发展的梯度格局。未来中国的发展，需要在战略格局上平衡东部与西部、沿海与内陆，这种调整不止于过去扶贫式的西部大开发，而是通过西部地区的系统发展与开放，构建起中国新的增长基础。“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等多种经济与社会发展问题，都会在区域发展的结构性调整中找到着力点。
第三，“协调发展”将成为“十三五”的新要求。
宏观调控更加“立体”：将“同全面深化改革紧密结合”作为主线;更加辩证地看待宏观调控，强调“变中求进”;短期政策更加务实，强调把握好分寸。要培育新的经济增长动力，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
第四，“十三五”的深化改革需要突破哪些关键点。
深化改革是检验政府施政成效的重要领域，也是中国未来发展能否过大坎、上台阶的重要标志。深化改革将遭遇强有力的利益碰撞、观念碰撞以及组织碰撞，能否突破这些关键节点，将决定深化改革的成败。很多人相信并不断强化经济发展的“中国模式”，而忽略了市场化改革的重要性。一旦外部经济环境转冷，我们才发现，中国经济缺少足够多的市场化企业的支撑。市场化改革不一定短期见效，但忽视市场化改革一定走不出困境。
第五，“十三五”的经济政策如何把握。
中国当前外部社会因素和市场因素的影响在不断增大，社会经济运行的机制也在发生变化。因此，五年规划中必须考虑更多的因素和更大的范围，财政的宏观控制能力就是五年规划应该大力加强的内容之一。在未来，财政问题涉及财政资源的配置和管理、涉及中国的外债扩张问题、涉及到地方债发行与地方债务管理、涉及到税收政策调整与税制改革、涉及到产业投资方向、涉及到政府和部门收费制度的改革，甚至还涉及到人民币国际化问题等等。由此可见，增加财政的宏观控制力，对中国未来的国家治理有重要作用。
第六，“十三五”规划将高度重视人口增长。
当前人口老龄化已经不是潜在威胁，而是现实问题。未来老龄人口问题以及劳动力问题将对中国经济产生深刻的影响。因此，政府的经济规划制定者可能首次强调“人口政策”重于国内生产总值，新的重点将为一系列政策改革创造条件，包括医疗、养老、社会福利等。
第七，如何引导地方“十三五”规划体现新常态。
面对复杂的经济形势，面对众多的不确定性，各级地方政府在制订“十三五”规划时要上下兼顾。对上，就是要理解新常态的内涵，把握发展与转型的原则，看对方向;对下，就是要结合实际情况，因地制宜，一要突出发展，二要体现创新。如何注入“新常态”思维，需要在速度与结构、中央与地方、存量与增量、国有与非国有、投资与效率找到突破口。
总之，面对新常态、树立新理念是“十三五”规划时要坚持的出发点和大原则。新常态不是一个被动等待的外部环境，各级政府不仅要去适应它，调整发展目标，还要转变发展观念，主动引领新常态，在新的发展形势下寻求体制和机制、技术、模式、服务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