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原国务院发展中心副主任刘世锦在首届复旦首席经济学家论坛发表演讲，本文根据演讲内容整理。
大概在五年前，我们就提出中国经济要由高速增长转向中速增长，五年过去了，这已经成为事实了。
我们现在研究中国问题有一个很大的理论框架需要认真考虑。以往的发展经济学和经济增长理论所重点研究的是经济起飞的问题，但是经济起飞以后持续多长时间，到一定程度以后怎么来降落，落到什么程度，能不能再持续增长，这些问题基本上没有研究。
我觉得这也是中国经济学从中国的实践出发，可以有所突破的一个领域。所以我们现在需要讨论的是，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中速或者中高速增长，底在何方。现在经济还是一个下行的态势，目前下行的压力比较大，最近的数据也表明这一点。
我用的概念叫做转型再平衡，是一种供求平衡的状况，将来会落到一个中高速，那是另外一个平衡点，也会达到另外一个供求的平衡。我们现在是要实现一个平衡的转换或者一个再平衡的过程，我认为要过三关：
第一关，高投资要触底
中国经济的高增长主要依赖于高投资。从需求的角度，高投资过去一些年主要由三部分组成，基础设施（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大概占20-25%，房地产占25%左右，制造业投资占30%以上。这三项合计可以解释中国投资的85%左右，而制造业投资又直接依赖于基础设施投资、房地产投资以及出口。所以形象地说，高投资要触底，是三只靴子要触底。
第一只是基础设施的投资要触底。中国基础设施投资的峰值在2000年左右，最近一些年基础设施投资速度也比较高，主要是政府手里稳增长的工具。出口现在已经触底了，但是我想特别强调一点，出口对GDP增量的贡献实际上很小，关键问题是它带动了国内的投资，这是对国内经济影响比较大的地方。
接下来就是房地产，最近两年时间争议比较大。我们判断房地产是一个历史的拐点，因为构成中国房地产70%以上的城镇居民住宅的历史需求峰值是1200到1300万套住房，这个数值去年已经达到了，达到以后这个总量走平，然后逐步下降。
过去相当长的时间，房地产投资的增长速度是20%到30%，去年是11%，今年上半年实际上已经低于5%了，达到4%左右。最近一两个月，房地产环比增长速度已经出现了负增长，我个人估计可能在接下来的几个月，房地产投资的同比增长速度也会出现负增长。当房地产投资增长再次由负转正的时候，可以认为房地产基本上触底了。
房地产触底以后，基本上高投资也就触底了。高投资触底以后，中国经济这一轮的底的问题，从需求角度来讲，基本上也就探着了。现在顾虑的一点，就是这个速度会不会下降得过快。所以还在稳增加，增加一些投资，找一些新的投资增长点。我觉得我们的眼光要转一下，转向已有的增长领域。我们已经搞了很多年的投资，很多地方效率是很低的，那些低效率的洼地能不能打开，打开后投资潜力还很大。
我最近一直强调两个领域，一个是行政性垄断的行业，比如说电讯。能不能准许一两个以民营资本为主的基础运营商进入，以利于竞争?中国目前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电讯市场，理应成为电讯资费最低的市场，要达到低点，还是要放开准入。另一个是石油，自贸区要搞石油的期货市场、现货市场，市场建立起来以后，关键是把国内和国际市场打通，打通国内引入竞争以后，未来大家对两桶油抱怨的现象和原因可能就会有实质性的改变。
第二个领域，城乡之间土地、资金、人员要素的双向流动优化配置。我觉得这个潜力很大。我们一定要明确，生产要素，包括土地在内，在确权的基础上，通过流动、交易，它真正的价值才能得到显示，才能得到提升。最终城乡之间要素的分配或者优化配置是要服从这个大道理的。这方面我们还有很多认识上的、法律上的、体制上的、政策上的障碍，如果能打通，投资的潜力还相当大。
其实现在相当多的城里人愿意到城市带里面的中小城镇去居住，房子价格便宜一点，质量好一点，生活费用低一点，房前屋后种花种草种菜。据调查，北京有5%到10%的居民是有这个意愿的。另外大量制造业的企业包括部分服务业的企业要转到中小城镇，这样才会有竞争力。
我们过去的城市体系基本上是一个孤岛式的城市，现在要把它变成一个网络型的城市，城市之间是要发生联系的。这种情况下，互联互通、人员的居住、产业的重新分布，会产生大量的基础设施和房地产投资机会。所以我特别强调一点，稳增长和放开准入要挂钩，这样的话潜力还有，不至于增长速度跌得那么快。
第二关，严重过剩的产能退出要取得实质性的进展
过去五年需求一直在往下走，主要是基础设施、房地产，与之相对应的供给方面主要是重化工业也在调整，但是调整速度相对比较慢，所以出现了严重的产能过剩。据我们对一些重要行业的调研和计算，这些产能严重过剩的行业，过剩幅度一般在30%左右，这样就出现了长达40多个月的PPI的负增长，目前负的幅度已经超过5%。这就是所谓的中国式通缩的问题。
说到通缩，我本人一直认为中国的通缩跟西方国家的通缩不是一回事，因为企业是完全不同的。它不是因为货币不足而引起的通缩，它是由于过去30多年特别是过去十几年形成的大量产能，没有随着需求的收缩而迅速地收缩而形成的。PPI的下降还不是最重要的问题，最重要的问题是工业企业盈利水平超过一年的连续负增长，才是最具有挑战性的。
我们做了个分析，在工业企业PPI负增长这个过程中，我们称之为严重过剩的产能的行业是五大行业：煤炭、钢铁、铁矿石、石油、石化。这五大行业的PPI大概是负增长20%左右，对于整个工业PPI的下降贡献是在70%以上。目前工业利润下降中，这五大也利润下降的贡献率也在70%左右。所以如果这五大行业严重产能过剩的情况得到纠正，其实中国工业企业目前的状况还是可以的，和去年没有太大变化。这就是我们现在面临的格局。
按照逻辑上来讲，解决这个问题就是减产能。比如减20%、30%以后，供求平衡了，PPI就会回升，企业盈利就会好转，至少是好的企业能够盈利，这个行业就可以持续发展下去。减产能并不是在优胜劣汰下关停企业，我们做过调研，现在减产能比较难的原因有几条：
第一，很多地方，特别是重化工业比较集中、产能严重过剩比较严重的地方，稳增加的压力更大。因为减产能才能稳效益，但是在这种场合，稳增长和稳效益是有矛盾的。第二，各个地方都是想让别人减，自己不减。因为这些行业供求平衡以后还有赚钱的机会。最后如果要减产能，对企业来讲难题也很多，比如说职工安置问题、社保问题，特别是一些大国有企业的问题相当突出，还有银行坏账的问题。
有人提议让僵尸企业退出，问题是怎么退出呢?我最近调研了一个煤炭企业，生产一吨煤的成本将近400块钱，卖200块钱，生产一吨煤大概赔100多块钱，但是停产以后问题更多。企业坚持下去，靠的就是银行贷款，所以银行支持实体经济非常关键。但是实体经济靠这种方式支持的话，也非长久之计。
所以我感到减产能的问题是中国最突出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好，效益持续下滑，接下来就是金融风险加大的问题。但是各个方面对这个问题缺少足够的重视，更没有有效的办法。最近我们调研之后提出了一个配套的想法。从全国提出一个减产能的配额，各个省等比例发放下去，但是允许配额之间进行交易。同时给一系列的政策，包括可以通过划拨部分国有资本到社保基金，来解决下岗职工的安置问题。对银行坏账，坏账指标还是要用起来，要给一套解决问题比较有效管用的办法，使减产能有一个有效的推进。
第三关，新的增长动力要能够形成，部分有效地对冲原有动力的下降
新的增长动力大概有几个方面，一个是所谓新的产业。但是我想特别强调一点，以后像房地产、钢铁、汽车这类能把经济带上去一两个大台阶的所谓大支柱产业，基本上没有了。所以新的动力可以形成，但是它对原有动力的对冲能力是有限的。如果能够完全对冲，那中国经济不存在增速下滑的问题。第二，转型升级，比如机器换人工以及绿色发展。第三就是创新，目前最活跃的就是互联网+。
但是这类新的动力有几个特点需要关注，首先是对冲率是比较有限的，不能有太高的估计。其次，它是一个新的要素组合，原有的要素很多不管用了，需要一系列新的要素。投资需要风险投资，要素的组合是不一样的。最后一点，这种新的增长点，大部分属于替代性的增长。什么意思呢?传统的商业企业正在遇到困难，有些著名企业已经关门了，比如出现Uber、滴滴打车这些企业很好，但是出租车司机有意见了。
另外现在机器人替代人工也很快，但是机器人出来以后，人怎么办?所以替代性增长的一个特点实际上是资源的重新配置，是在提高效率，但是它会引发相当严重的利益关系的重新调整，甚至是严重冲突。这对各个地方可能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更重要的一点，我们预期的增长动力，现行面临最大的问题是我们所面临的不确定性大大超过以前。十个人创新，七八个是要失败的，最后成功的是少数。
另外特别是地方政府，过去那种指定技术路线、搞产业规划的方式，成功的机会几乎很少了。所以现在特别强调更多地发挥市场的作用。我个人理解，市场就是让更多的人去试错。市场里大部分人都是错的，给那个正确的人创造了条件，最后产生出正确的人。所以我们需要更多依靠市场的力量，如果这个问题不落实，中国下一步创新就会遇到很大的问题。
我刚才讲的三关，总结一下：第一，稳需求要进一步放开准入;第二，稳效益关键是要减产能;第三，培育新的增长动力。这个能带来多少量的新的增长空间，不要抱太高的期望，关键是在转换增长方式，在提高效率，这是下一步真正经济具有可持续性和后劲的关键所在。
所以我们有一个估计，从需求来讲，高投资见底很可能是在明年的某个时候，比如年中或者左右。但是如果减产能没有实质性的进展，速度下来了，最后效益可能相当差。如果增长动力上不去，最后增长的模式和质量没有实质性的变化。
所以下一步中国经济是会有一个底的，这个底有了以后，将来会有两种情况：第一，不一定稳得住，即使有底，增长速度低了，但是效益很差，甚至风险加大。这种情况不可能具有可持续性。所以我们希望速度有所降低，将来有质量、有效益、可持续地增长。
如果我们把转型这三关过好了，中国发展的前景仍然是非常令人鼓舞的。即使我们的增长速度将来6.5%甚至6%，它每年的新增量在全世界范围内仍然是最大的，特别是当我们具有了创新能力以后，中国人的信心就会有很大的改变。
但是关键问题是这几关能不能过得好，关键在于我们能不能真正的深化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