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改革手段最终都是为了让多数国民过上有尊严的体面生活，任何不以国民福祉为目标的发展，最终都将成为撞上冰山的泰坦尼克号。
10月26日到29日，十八届五中全会即将召开。围绕这次重要会议有一系列推测，如“十三五”的GDP增长速度、国企改革、地方差异化发展等，但最重要的议题显然是法治市场，使资源公平而高效地进行分配。
中国的市场经济如果基本能在法治轨道上运行，多数国民的消费能力能得到提升，交易成本可以下降，即使GDP增长转入中高速又有什么关系，经济基础强大不可撼动。
巴西经济增速曾经堪称奇迹，阿根廷也曾经是令人艳羡的富裕之国。但经过时间的洗涤之后，彩色油漆底下斑驳陆离。这些国家相同的是，贫富差距极大，并且没有能力解决来自于权贵的轻松富裕之路，缺乏法律、税收等制度建设能力。从本质上来说，这些国家权贵富裕阶层就是国家经济的天然做空者。
如果市场经济不能走法治之路，低效的僵尸企业源源不断地吸纳廉价社会资源，利益分配不由能力、税收决定，一个人能否成为富翁主要由政府与权力机关的意志决定，这样的经济不管名义增长达到多高，迟早要付出惨痛代价。
全球都存在贫富不均的问题，一些发展中国家的贫富差距让人如鲠在喉。不必引用基尼系数等经济数据，看看近几年一些国家的移民在悉尼、旧金山、纽约购房的情况，就知道财富分配多么不均衡。财富不均还不是最致命的，依靠关系、地位与血缘，能够轻而易地举得到巨额财富，这才是经济的巨大出血点。
从曾经的阿根廷经验看，不公平地获得巨额财富的人不可能具备责任感。当初的阿根廷富翁向欧洲转移财富，他们把自己的孩子送出国。从本质上，这些人骨子里是阿根廷经济的做空者，是财富到达地如英国、美国等发达国家经济的做多者。尽管阿根廷是他们的财富之源，但也成为财富成本的承载地。
非法治的市场与权贵并存的格局业已造成系列发展难题，一方面市场成为少数上层权贵的资本操纵游戏，另一方面富裕群体在境内消费难以提升，形成明显的消费替代，富裕群体纷纷跨出国门消费。正如新晋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迪顿的研究证明，富裕群体消费钝化，只有让更多的人拥有消费能力，才能真正提振消费。
中国的高端消费也在向境外转移。据报道，奢侈品专业研究和顾问机构财富品质研究院今年9月发布《中国奢侈品报告》，2014年中国消费者买走全球46%的奢侈品，当年出境游人数为1.17亿人，相比2010年的5300万人大幅增加1.21倍，人均境外购物消费632美元。
这些论述似乎可以得出简单的结论，剥夺权贵的财富是有理的。但是，笔者绝不赞同剥夺富人财富、更不会给移民贴上标签。这样做将离法治经济越来越远，离中等收入陷阱越来越近。
只有法治而公平的制度才能产生长期财富，才能让由能力积累的财富生根发芽，让发展的成本通过税收等方式承担。同时，使绝大多数国民成为中等收入人群，以便有效地提高消费，进而倒逼出产品信用与严格的标准。只有中等收入人群占主导的社会，才能谈得上理性与尊严的生活。
从具体手段上说，“十三五”期间，地方的差异化发展要得到推进，国企的并购重组、混改模式会强力推进，而民间企业家的创新能力将受到极大呵护，对外开放进一步加强。
中国经济发展不需要贴标签，无论以新加坡方式运行，还是德国方式运行，或者综合吸收各国所长，只要能够推进法治市场经济，都是好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