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信证券的半数高管到证监会主席助理，从中国最大券商的总经理到曾经执掌沪深两大交易所帅印的内行专家，在过去的数周内，包括张育军、程博明等在内的多名人员相继接受调查，凸显了中国证券市场（证券市场调查研究报告）监管者与被监管者之间“剪不断，理还乱”的密切关系，以及缺乏制约的行政权力背后金融腐败、权力寻租的高发性。
中信证券是本次救市的“大队长”，救市期间，中信证券总部营业部、望京营业部、金融大街营业部、呼家楼营业部被视为证金公司的“御用席位”。张育军则是本次救市的“主持人”，其日常分管的机构部、基金部所监管的券商、基金等亦与此次救市利益密切相关。救市“大队长”和“主持人”的相继接受调查，监管者和被监管者同时落马，似乎在隐喻着一种危险的“共生”关系。
众所周知，券商、基金是证券市场的参与者，担任着“运动员”的角色，而证监会则是证券市场的监管者，担任着“裁判员”的角色，在“运动员”和“裁判员”之间，本应当有清晰的边界：“运动员”不能干涉市场规则的制定和执行，“裁判员”不能干涉市场的运作细节，两者之间不应当产生过多的利益交集。只有这样，市场的公正性才能够得到保障。
然而，现实却是，一方面，在过去的数年中，证券监管机构和券商、基金等机构投资者的政商“旋转门”情况频繁出现。因为职业瓶颈和其他一些因素，大量曾在证券监管机关、交易所任职的官员“下海”奔赴券商基金公司。这一情形也给监管部门正常履行对这些机构的监管职责带来了一些无形的困难。
另一方面，监管部门权力过大，一些本来应该交还给市场的权力仍然牢牢地掌握在监管部门手中，为这一领域金融腐败和权力寻租的滋生提供了空间。一家上市公司证券部负责人表示，近期一名被调查的嫌疑人在任职期间，一度负责其上市公司再融资审核，迄今不仅多次要求其提供高规格接待，例如为饭局“埋单”，还向其承销券商“打招呼”要求为其亲友子女安排工作。有证券公司高管甚至表示，“原来曾经遇到过敏感材料交到会里，监管人员当着上市公司、证券公司送材料人员的面先下单后办事的极端情况。”新股发行、定价和上市公司再融资这些涉及到大量利益的行为，本应当由市场来决定，但目前决定权都掌握在监管者手中，从原发审委委员邓瑞祥、并购重组委委员吴建敏，到发行监管部处长李志玲、发行部三处处长刘书帆、投保局局长李量，均未能经受住这一巨大利益的考验。
作为我国证券市场建立以来落马的最高级别官员，张育军被披露接受调查之后，市场之中惋惜的声音颇多，很多观点认为张本人深谙中国证券市场的运行之道，是一位内行专家，仕途正当如日中天之际就此了结，未免可惜。而在笔者看来，在当前中国证券市场监管者和被监管者这种危险的、不正常的“共生”关系之下，市场和行政的边界混乱，金融腐败和权力寻租空间巨大，将会吞噬越来越多的从业人员，监管者和被监管者谁也不能独善其身。为今之计，只有尽早地明确行政权力和市场的边界，严格划清监管者和被监管者的界限，才能避免监管的缺失和缺位，最大程度上防止金融腐败和权力寻租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