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经济学家年会夏季论坛今日在北京举行，论坛主题为“中国经济新风口”，经济界精英齐聚一堂，共同探讨中国经济改革。
在圆桌讨论环节，社科院学部委员余永定表示，我们面临严重挑战，通缩有不同的定义方法，按照一般同意的定义，它不是通缩，因为我们的CPI虽然很低，但还是正的，但我说，也可以把PPI作为一个指标，甚至我强调这个指标，在这个意义上就已经是通缩了，到现在50个月是负增长。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学习历史经验，中国曾经处于通缩阶段，是从1997年到2002年，在这期间曾经有过正的，但总体来讲它是处于通缩阶段，这时候你就可以比较我们现在跟过去有什么相似之处，我觉得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相似之处就是产能过剩，既然产能过剩，就要去过剩产能，你得减库存，你把一些工厂得关掉，在做了这些事情之后，供给减少了，价格可能就回升，又经过一段去产能的过程，经济就到了需要加产能的阶段了，我们从1997年到2002年，如果大家仔细回忆这段历史您可以看到，中国是怎么走出通货紧缩，我觉得有两点非常重要：一是我们确确实实加大了改革的力度，我们重组、兼并，解决了很多问题，经过了几年之后，你会发现在2000年之后，2001、2002，许多产能投资迅速增长，钢铁（钢铁行业发展研究报告）、煤矿都是大幅度增长，为什么呢?因为它经过了前一段的去产能，经过了重组与兼并，它就可以恢复了，所以第一个一定要改革，要调整产业结构，使一些产能、一些工厂，已经过时的，没有创新性的，应该关掉，这是一个。
第二，我还要采取什么呢?扩张性的财政货币政策，当时中国很大的特点是财政状况相当好，你可以使用扩张性的财政扩张政策，虽然那时候我们有不良债权，但当时老百姓非常积极地买债券，利息率很低，可以保证财政赤字不低于3%，GDP增长速度不低于7%，这个时候，尽管你有债务问题，有各种问题，你只要保证经济增长，就可以通过增长走出债务困境，当时我们使用了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扩张性的货币政策。
还有一点非常重要，我们当时有两个在当时来讲有巨大潜能的经济引擎，一个是房地产，从1998年以后，房地产发展速度多么巨大;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出口，加入WTO之后我们的出口有迅速增长，所以这是两个非常重要的引擎，一方面，你去掉各种产能，另一方面，通过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支持了投资，另一方面，我们找到了经济的增长点，2002年我们就走出了通货收缩。
我觉得目前我们面临着类似的情况，现在我比较担心的是，我们到底能不能找到增长点，刚才很多发言人已经指出了有很多增长点，但这很难由政府判断，而是由市场决定，过去我们已经有这个经验教训了，但我想，从原则上，创新产业，大众创新，这些全是对的，希望在这个过程中通过改革充分发挥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通过各种各样的改革使我们把精力放在实体经济上，我们的经济体系，我们的金融体系，应该方便我们整个经济，把资源配置到实体经济，而不是在一些股票市场或其它市场搞金融投机，这就需要改革。
至于量化宽松，这个词是美国的词，美国有美国的实际情况，我主张，今后我们放松货币政策，这是可以的。还有，我觉得中国可以更多发挥财政政策的作用，毕竟中国财政状况是比较好的，我们财政赤字占GDP的比只是2.5%左右，变成5%也不是不可以，但要强调一点，这是救急，不解决根本问题，目的还是在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