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了解，在专车软件与居高不下的份子钱造成的双重压力下，国内多地出租车司机开始了抗议和罢运，据微信公众号“出租之道”消息，1月13日，出租车罢运全面爆发，包括长春、济南、成都、南昌在内多个省会城市全线罢运，堪称有史以来最大规模。
目前，我国出租车（中国出租车行业发展研究报告）行业必须在乘客、司机、管理体制、定价方式这“四个轮子”上寻找新的平衡，必须在管理体制改革上“动刀子”。
在“四个轮子”上找平衡，着力点放在管理体制上，必须改革政府特许经营的模式。我们知道，政府特许经营的模式，伴随着出租车行业应运而生，其最大特点是控制出租车数量、规避恶性竞争、减少道路拥堵等。这种特点的背后是在于市场经济不发达，供需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的基础上的。当互联网时代的加速到来，信息不对称已随打车软件的产生而得到缓解，出租车行业仍然采用老一套的管理体制，显然与时代和市场的变化不相适应，无法满足市场日趋变化的需求。改革现有的管理体制势在必行。
管理体制改革滞后严重拖了出租车行业改革的后腿，其中，作为特许经营的主导者，地方政府自然不肯也不愿放弃自己的既得利益，每一个出租公司上交的特许经营费用是地方财政的一笔不小收益，一旦改革特许经营模式，地方政府利益受损自然首当其冲。可出租车行业改革又到了不得不改的程度，而采用频繁调整出租车运价的策略，显然不能平息公众对出租车行业改革的呼吁与诉求。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政府能做的首先要调整好其自身在改革中的利益，有勇气放弃属于自己的既得利益显得格外的重要和必要。
政府调控出租车价格成为对当前管理体制的补充，但对构建开放公平的市场缺乏动力。开放出租车市场成为考验政府推动公共事业改革的试金石。在这一点上，台湾的经验为我们打开了一扇窗。上世纪80年代，台湾出租车必须“靠行”，司机每月不仅要交给车行2000元的管理费，而且要交10万元的牌照使用费。但是，牌照垄断和短缺带来诸多矛盾。1986年台湾当局交通主管部门开放“个人车行”，1998年全面放开出租车牌照申领，申请个人牌照不再受数量限制。从此，台湾的出租车发展步入良性轨道。
我国出租车行业出现了“史上最大”的罢运，给出租车改革敲响了警钟，适时对出租车管理体制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革，打破出租车垄断经营管理模式，把出租车司机从高昂的份子钱中解脱出来，允许跨越出租车与汽车租赁传统界限的服务模式的创新，为市场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从而激活市场，提升公共服务事业再上一层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