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了解，7月29日，中国银监会官方网站宣布，7月25日，银监会批准国家开发银行住宅金融事业部开业，其业务范围为办理纳入全国棚户区改造规划的棚户区改造及相关城市基础设施工程建设贷款业务（中国贷款业务市场前景调查分析报告）等。此举意味着，通过棚改推进城镇化进程、推进经济与社会结构转型升级，已经上升为国家战略，资金主要通过政策性银行解决。
从最乐观的角度出发，由政策性住房银行“扶持”棚改及其所需基础设施，可以维持投资增速以免GDP断崖式下跌，借助棚改发展当地实体经济，拯救陷入资源魔咒、传统制造业魔咒的地方经济，顺利完成产业升级。各城镇实体经济发展，不仅能消化初始投资成本，还可以让基础投资获得翻倍收益。于是，中央、地方、民众三方获益，何乐不为？
如果政府可以担负起产业转型的责任，如果政府能够成为操控资金、土地、矿产等一切资源，为什么需要市场化企业寻找盈利空间。如下的悲观设想并非空穴来风：棚改无法获得实际经济收益，低效率与贪腐使基础设施投资边际效应下降为零，产业升级没有应声而起，大量没有经过专业培训的就业者寻找机会，结果可以预料，政策性银行手中积攒了大量坏账，不得不通过资产证券化等方式转移坏账，或者由财政注资：前一结果必然扰乱投资市场，造成资本货币市场信心低落；后者更加糟糕，央行发行货币推升物价，低效的基建成本由全民买单，买单数额起码在万亿元以上。
结果是悲观还是乐观，取决于投资效率。
投资效率取决于棚改基础设施的边际效应，与可执行的公平、严厉、符合市场要义的规则。毫无疑问，在郑州等地修建地铁的边际效应好于东部大城市，但目前就深入到中西部贫困乡镇，显然是超越发展阶段的过度投资，是资源的严重浪费。日本发展之初，第一件事是全国勘探，修建快速轨道交通网主干线，规划修建深入到各个小城市、乡镇的轨道网络。这是日本基建项目边际效应最好的时期，而到了日本泡沫经济崩溃后，日本政府大量投资甚至在海边三家村修建白头鲸博物馆，则已成为政府投资失效、边际效用为负的典型案例。
北欧、德国等国家规则深度左右经济，照样取得了不俗业绩。相比而言，东南亚等国家政府无论干预还是不干预，总是绕不过中等收入陷阱，显然是因为在北欧等国，政府的干预是建立在法治的基础上，从法律平等度这个层面，政府与所有市场主体地位平等。而后者则建立在威权的基础上，法治市场远未建立。
当大量的资源集中于政策性银行、当经济引擎由政府决定的时候，哪个城市的棚户区改造与新型城镇化，具有经济发展的引擎效果，大量的资金应该投放于什么地区，需要科学决策。
在中国目前的发展阶段，建立基础的法治，同时在决策过程中引入独立的力量是必要的。
一件真实的逸事，笔者某次在高铁站巧遇一城市新区开发负责人，他坦承，目前主要从事棚户区改造任务，从政府获得资金成为最重要的任务，如果没有棚改，就没有城市的资金，也没有城市的未来。对于地方政府来说，跟着中央的指挥棒走，获得尽可能多的资源，至于理由是棚改还是产业升级，都不重要。
中国版政策银行与美国“两房”截然不同，信用不同、风险不同、功能不同，发动中国城镇经济，旧的引擎熄火，我们需要新的引擎，现在，这个引擎正在轰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