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中国宏观经济数据急速下滑的局面，加剧了笔者对中国经济增长硬着陆的担忧。三驾马车竞相失速之下，稳增长政策恐怕也呼之欲出，降准呼声更是空前高涨。
在笔者看来，支持降准的原因主要是处于以下考虑：一是经济下滑的重压；二是帮助商业银行（中国商业银行行业发展研究报告）信贷恢复正常化；三是借美国QE退出之际，调整外汇储备规模与国际收支顺差结构。
实际上，在互联网金融与利率市场化的快速发展下，银行业传统信贷业务受到冲击。而中国银行业面临高达20%存款准备金率也确实水平较高，考虑到央行对商业银行准备金付出的利率只有1.62%，超额只有0.72%，这实质上相当于中央银行对商业银行征收了接近GDP2%的税收，制约了银行自我发展与价值实现。
但在笔者看来，虽然稳增长政策十分急迫，但相比于面临稳增长与降杠杆双重压力的货币政策而言，降准并非首要任务，财政政策放松意义更大。笔者建议，两会后各地加快安排今年财政预算的下放，并加快财政支出投入保民生、调结构领域，以发挥积极财政稳增长的作用。
具体从财政政策来看，笔者认为，当前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空间仍然较大。这主要考虑到以下几点原因：
一是当前财政支出的速度慢于往年。可以看到，伴随着财政约束的增强，积极财政落实的情况不如预期。今日公布的数据显示，1-2月全国财政收入累计同比增长11.1%，高于去年同期3.9个百分点。而与之相对，财政支出则明显滞后，1-2月全国财政支出累计同比增长6%，远低于去年同期10.7个百分点。实际上，从去年全年同样如此，财政政策并不积极。
二是财政沉淀资金仍然较多。截止今年1月，国库库存现金余额接近3.2万亿元，笔者认为，可以加快运用这笔存量资金，并注重于投于符合调结构、保民生方向。回想去年二季度中国经济下滑较快之时，李克强总理也曾提到要注重用好这部分资金，如今反观来看，这部分资金的变化不大，因此再次建议未来加大力度，适时激活财政存量资金。
三是受制于防范金融风险的压力，当前货币政策面临两难，发挥空间有限。一方面，影子银行风险需要防范与加强监管，过度放松显然不可行。同时，笔者担心银行贷款额度大幅增加与中国金融体系结构调整的要求也有所冲突。实际上，当前中国金融系统中，间接融资比重仍是太高而非太低。而另一方面，经济下滑压力加大也使得货币政策确实面临压力。
因此，笔者认为，降准也是选择之一。但考虑到货币政策面临的两难局面，笔者建议，稳增长政策还需从积极财政入手。而一旦增长继续下滑，不仅突破7.5%底线，甚至达到7%，且就业市场也面临冲击，可选择将降准作为明确的积极信号。而这尚需要视3月经济数据与财政政策实施效果而定，笔者预计，降准最早时机不会早于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