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年经济工作有六大任务，第三项就是关于地方政府的债务风险防控，这说明地方债已被最高决策层提到极为重要的认识上来。在经济高增长过程中，中国财政状况近年有了极大改善，去年财政收入已接近12万亿，总体看来政府债务风险是可控的。而严重性在于我们的债务形成机制非常复杂。
从资金来源看，大部分来自于贷款，其他来源于信托和理财产品。而在后两块相对脆弱的金融链条上，早已狼烟四起。上周吉林信托发行的一单矿业信托就遭遇兑付危机，涉及金额数十亿元。而多个地方发生政府类债务偿付困难的违约事件，银行贷款被展期，信托产品由政府兜底，理财类产品（中国代理财产管理行业发展研究报告）投资者买单。
从另一个角度看，政府债务规模有不同的口径，国债负债率在1994年到2010年间的平均水平为12.52%，如果将隐性负债考虑进来的话，截至2010年，直接显性债务(国债)占GDP比重为19.07%，再加上直接隐性债务则为39.17%。如果再把建铁路、修公路、造机场、盖房子，包括政策性银行债务、铁路债、央企债务、甚至央行发行的中央银行票据、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都不再是小数字。从赤字率看，债务风险可控，但从债务负担来看，中央财政包袱沉重，不可掉以轻心。
这两年，局部地区地方债口子越撕越大，最典型的政府债违约事件当属云南的城投债，虽然省政府答应兜底，但危机引信并未完全解除。在城投债和信托融资热潮中，大量的城投债接替平台贷成为融资主渠道，目前云南省存续的城投债共有39只，融资金额累计401亿元，超过2/3的兑付期集中在2017年至2019年。多家平台公司因出现巨额亏损，偿债能力堪忧，借新还旧的“庞氏游戏”在击鼓传花。
不科学的政绩观和发展观牵引下的大拆大建、无度负债使一些地方 “鬼城”频出，加剧重复建设和资源错配，扭曲产业结构，加剧结构性矛盾，形成许多产业的过剩。政府收支行为决定了财政、金融是一对连体儿。财政分灶吃饭体制下，极具竞争性特质和企业家精神的地方政府，不能直接举债，就创造性地通过成立法人主体的平台来融资，于是红顶商人满天飞。
开封、新郑、神木、鄂尔多斯、贵阳、 温州等地，都给我们提供了鲜活的“中国版底特律样本”。甚至有专家认为“某些地方政府债务漏洞比希腊的状况还要差”，一些地方虽然在形式上没有破产，但在技术上、实质上已近乎破产，只是不停地靠借新还旧的债务展期和中央财政的隐性担保来维系。目前，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控制和化解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作为经济工作的重要任务，说明决策层的高度重视，问题已经到了十分紧要而迫切的层面，不可掉以轻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