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表示，人口红利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源泉，随着人口红利的消失，政府可通过改革户籍制度，立竿见影释放制度红利，提高潜在增长率。
蔡昉指出，20世纪90年代以来，关于人口转变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有明显的突破。当研究的重心转移到观察人口年龄结构与经济增长绩效关系之后，人们发现，劳动年龄人口持续增长和比重不断提高这样一种生产性人口结构，可以通过保证劳动力的充足供给和储蓄率的提高，为经济增长提供一个额外的源泉，即人口红利。
蔡昉强调，在过去30多年的高速经济增长之中，资本的贡献最大，占70%。资本积累虽然体现为物质资本的积累，但也与人口因素密切相关。首先，较低的人口抚养比为高储蓄、高积累、高投资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其次，由于劳动力供应充足，延缓了资本报酬递减规律的出现，资本投入不断得到回报，经济也才能不断高速发展；第三，劳动力数量、人力资本、抚养比，以及劳动力从低生产率的农业（农业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转向非农产业带来的资源重新配置都在经济发展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分析发现，我国整体经济发展都离不开人口的作用，而现今我国人口结构和变化趋势都发生了改变，其他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也将相应改变。经济增长减速也就在情理之中。
劳动力的供给是影响潜在增长率的一个重要变量，而劳动力减少已成定局，那这一块缺失靠什么弥补？蔡昉分析认为，首先需要分析中国未来的增长源泉在哪里。经济增长来自以下几个方面：资本的积累、劳动力的增长、人力资本的提高、抚养比的下降、资源配置的改进和技术进步。过去中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资本的积累、劳动力的增加和抚养比的下降。转折点之后，资本积累的贡献会自然下降，劳动力增长的贡献将变成零，抚养比的贡献会先下降，直到零甚至为负。
蔡昉指出，未来中国经济增长必须依靠人力资本、资源配置和技术进步。所有这些要素都只能通过改革才能获得。2011-2020年，潜在增长率会很自然地不断下降。我们不希望用拉动需求的办法去刺激增长，人为地将增长率拉到潜在增长率以上；但是可以并且应当提高潜在增长率。虽然目前劳动力的供给呈现负增长，但是我们可以通过提高劳动参与率来增加劳动供给。我们曾模拟过，如果在2011-2020年期间劳动参与率每年增加一个百分点，那么这期间潜在增长率每年可以提高0.88个百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