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承喜等：湖北促进中部地区崛起问题探讨

 

 

　　基于改革开放以来逐步形成的“中部塌陷”的基本现实，国家适时作出“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战略部署；针对湖北在中部乃至全国的重要综合地位，国家赋予湖北“促进中部地区崛起重铰灾У恪钡姆⒄苟ㄎ弧４游锢硌Ш逡甑骄昧煊颍У憔褪悄芄环⒒又С拧⑶硕痛饔玫牡厍弧爸匾铰灾У恪本褪窃谥胁酷绕鹬心芄黄鸬胶诵亩ネ泻湍芰扛芨俗饔茫切录际酢⑿滤枷氲姆趸鳎歉髦志没疃比俜⒄沟钠教ǎ侵胁烤蒙刈罴小⒆罨钤镜那颉Ｓ纱耍τ谥泄玫乩硇脑嗪椭胁扛剐那坏暮保找嬲孟云涠捞氐镊攘ΑＨ绾畏⒒雍痹谥胁烤弥刑厥獾闹С拧⑶硕痛饔茫怪薄按俳胁康厍绕鸬闹匾铰灾У恪保丫返匕谠诹司３嗣竦拿媲啊１颈ǜ娼岷瞎仪蚓梅⒄拐铰缘闹卮蟮髡秃痹谥胁酷绕鹬械慕巧ㄎ唬诒冉现胁苛【梅⒄骨榭龊途咛遽绕鹫铰跃俅搿⑵饰龊惫怪匾铰灾У阌欣跫筒焕蛩氐幕∩希岢隽斯怪薄按俳胁康厍绕鸬闹匾铰灾У恪钡墓δ芏ㄎ弧⒙肪堆≡窈驼呓ㄒ椤?/SPAN>

 

 

　　（一）“中部塌陷”：“中部崛起”战略的出台背景

 

　　1、“中部塌陷”的主要表现

 

　　近年来中部与东部的差距不断加大，与西部的优势逐步减小。中部地区相对于全国平均水平，特别是与东部沿海地区相比，在经济总量、发展水平、“三化”进程、结构变动等方面存在的明显差距。“中部塌陷”具有明显的相对性和横向比较的特征。

 

　　（1）经济总量：2000年中部六省生产总值合计为19790.98亿元，占全国31个省市区的比重为20.4％，2005年六省生产总值达到37230.3亿元，所占比重下降到18.8％，下降了1.6个百分点。

 

　　（2）发展水平：一从人均GDP水平看，2005年中部地区人均GDP为10608元，仅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14040元）的75.6％，比1980年下降了12.4个百分点，比1990年下降了7.4个百分点。二从居民收入看，2005年中部地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8809元，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83.9％，为东部水平的65.9％；农村居民人平纯收入为2956.6元，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90.8％，为东部水平的62.6％。在城乡居民收入排名前10位的省市区中，中部地区仅有湖南城镇居民收入入围，且为第10名。

 

　　（3）“三化”进程：中部地区工业化、城市化和市场化进程不仅明显滞后于东部地区，而且也滞后于全国平均水平。作为反映工业化进程的基本指标第二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2005年东部地区为51.6％，全国为47.5％，中部地区为46.8％。中部农村人口及农村劳动力向城镇和非农产业转移的速度较慢，城市化水平较低。2005年全国城市化率为43％，而中部地区仅为36.5％，低于全国平均水平6.5个百分点。中部地区市场化率也明显低于东部地区和全国平均水平，多数商品的市场占有率在全国处于劣势地位。

 

　　（4）经济结构：2005年中部三次产业结构为16.7：46.8：36.5，全国这一比例为12.6：47.5：39.9，东部为7.9：51.6：40.5。2005年中部三次产业就业结构为50.5：21.1：28.4，全国为44.8：23.8：31.4。中部第一产业以50.5％的从业人员仅仅创造16.7％的生产成果，经济结构中二产、三产比例偏低，与全国和东部地区的差距极为明显。

 

　　2、“中部塌陷”的主要成因

 

　　“中部塌陷”的成因是复杂的、多层次的，既要站在中部看中部，又要跳出中部看中部。具体有三：一是由于国家发展战略的转变，“东部开放”、“西部开发”、“东北振兴”等政策相继实施，而中部地区相当长的时间则被边缘化，逐步沦为人才、资金等发展性资源大量流失的“巨额逆差”地区，加之市场化力量“马太效应”的强化作用，发展相对滞后。二是中部地区存在严重的产业惯性、体制惯性、特别是地域文化和思想观念惯性，发展过程出现了严重的“路径依赖”乃至“路径锁定”效应，构建新的发展优势的内在动力不足。三是中部地区产业结构的局限，导致市场经济中利益分配格局的不利地位。中部农业比重偏高，初级资源加工特色较浓，在区域经济分工中处于严重不利和被动的地位。

 

　　“中部塌陷”是一个兼具全局性和局部性的经济现象。作为局部性经济现象，“中部塌陷”表现为经济发展大环境发生巨大变化的背景下，区域性优势的丧失与区域性劣势的显现。作为全局性经济现象，“中部塌陷”既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展战略成功转型并创造“中国奇迹”的成本和代价，又可看成是中部地区为“中国奇迹”所做出的贡献与牺牲。这种贡献与牺牲主要体现在，作为中国主要的农业地区和能源原材料供应地，通过多年提供低价格水平的粮食、能源原材料和劳动力等重要的基础性资源，保证了国家粮食与资源安全，降低了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成本。

 

　　3、“中部塌陷”的危害分析

 

　　在没有越过临界点之前，“中部塌陷”换来中国经济高速发展，战略代价和战略成本大大小于战略回报和战略收益；在越过临界点之后，“中部塌陷”的继续强化，不仅会给中部地区造成严重的损害，而且会给中国经济发展造成整体性和全局性的损害。一方面，“中部塌陷”的强化对中部地区发展的危害继续加剧，是对中部地区的不公平。另一方面，也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全局性产生损伤。它将导致中国经济的发展性失衡更加严重、“新二元问题”更加尖锐，经济发展中的宏观资源配置效率大大降低，从而削弱中国的国家综合竞争能力与国家综合竞争优势，降低中国抵御全球化风险的能力，同时，与实现共同富裕、建设和谐社会的发展目标也是背道而驰的。

 

　　（二）“促进中部地区崛起”：全国区域发展战略的积极调整

 

　　针对“中部塌陷”的严重现实，按照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的发展要求，国家提出“促进中部地区崛起”战略。2006年十届人大四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积极促进中部地区崛起。充分发挥中部区位、资源、产业和人才优势，重点加强现代农业特别是粮食主产区商品粮基地建设，加强能源和重要原材料基地建设，加强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现代流通体系和现代市场体系建设。支持老工业基地振兴和资源型城市转型，建设现代装备制造基地和高技术产业基地。增强中心城市辐射功能，带动周边地区发展。”“中部崛起”正式上升为国家战略并被写入“十一五”规划纲要，其意义已经远远超出中部六省的发展本身。在中国区域协调发展的总体规划中，这是最后一个板块的战略宏图；在驶向市场一体化的中国经济地理格局中，这是“承东启西”的关键板块。传统的沿海与内陆两大板块分割局面，正被东、中、西、东北四大各有侧重的战略方阵所取代，东中西互动、优势互补、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新格局日益明晰。

 

 

　　（一）中部六省经济发展比较

 

　　在民意的涌动与政府的推动下，中部地区新一轮发展热潮呼之欲出，到处充满抢抓机遇、奋力崛起的浓重氛围，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明显成就。“十五”时期六省比较如下：

 

　　1、经济总量：2005年地区生产总值河南以其庞大的经济规模居中部六省之首（10587亿元），紧接其后的是湖北（6520亿元），其次分别是湖南（6511亿元）、安徽（5375亿元）、山西（4180亿元）和江西（4057亿元）。财政一般预算收入河南（538亿元）位居第一，湖北（374亿元）位居第三。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河南第一（4379亿元），湖北第二（2835亿元）。社会消费品零售额河南第一（3358亿元），湖北第二（2965亿元）。对外经济中，贸进出口总额安徽第一（91.19亿美元），湖北第二（90.55亿美元）；利用外资江西第一（24.2亿美元），湖北第二（21.9亿美元）。

 

　　2、发展水平：2005年六省人均生产总值山西位居第一（12495元），湖北第二（11431元），其它依次为河南（11346元）、湖南（10426元）、江西（9440元）、安徽（8675元）。六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湖南第一（9525元），山西第二（8914元），湖北第三（8786元），其它依次为河南（8668元）、江西（8620元）、安徽（8471元）；农民人平纯收入江西第一（3129元），湖南第二（3118元），湖北第三（3099元），其它依次为山西（2891元）、河南（2871元）、江西（2641元）。

 

　　3、发展速度:“十五”期间按可比价的生产总值年均增速山西位居第一（13.1％），其它依次为江西（11.6％）、河南（11.4％）、安徽（10.6％）、湖南（10.3％）、湖北（10.2％）。湖北“十五”GDP增速在中部六省中居最后一位，比第一位的山西低2.9个百分点。

 

　　4、经济效益：2005年全社会劳动生产率处于首位的是山西（28320元/人），其次分别为湖北（24365元/人）、江西（19246元/人）、河南（18698元/人）、湖南（17799元/人），处于末位的是安徽（15423元/人）。农业产出率处于首位的是湖南（2.4万元/公顷），其次分别为河南（2.2）、湖北（1.9）、江西（1.7）、安徽（1.37），处于末位的是山西（0.6）。规模以上工业经济效益综合指数处于首位的是河南（181.8）， 其次分别为湖北（166.1）、湖南（165.2）、安徽（157.9）、山西（151.7），处于末位的是江西（147.3）。能源产出率处于首位的是江西，单位GDP能耗为（1.06标准煤/万元）， 其次分别为安徽（1.21标准煤/万元）、河南（1.38标准煤/万元）、湖南（1.40标准煤/万元）、湖北（1.51标准煤/万元），处于末位的是山西（2.95标准煤/万元）。综合来看，河南、湖北、湖南具有相对优势，安徽、山西和江西处于较后。

 

　　5、经济结构：2005年六省三次产业结构中湖南农业比例最高，山西由于产业结构特殊农业比例最低，湖北位居第五；二产比例山西最高，湖北第四；三产比例安徽最高，湖北第三；二三产业合计比例山西第一，湖北第二。三次产业从业人员结构中河南农业人员比例最高，湖北第四；二产江西最高，湖北最低；三产江西最高，湖北第二；二三产业合计比例江西最高，湖北第三。工业化率山西最高，湖北第三。城镇化率湖北最高。从结构优化方面综合来看，湖北处在前列，无论是城镇化水平还是就业结构层次都具有明显的优势（详见下表）。

 

 

 

　　（二）中部六省崛起战略比较

 

　　国家“促进中部地区崛起战略”出台前后，中部六省纷纷出台各自的崛起战略举措，长期积蓄的发展冲动和发展能量逐步释放。通过比较六省具体举措，其共同点和差别点如下：

 

　　1、中部六省战略举措的共同点

 

　　一是打造城市圈（群、带）。中部六省都认识到城市圈（群、带）对地区经济的巨大拉动作用，制定城市协作政策，打造城市圈（群、带）。如山西建设以太原为中心，包括大同、临汾、晋城等重点城市的人字形经济带，河南打造“中原城市群”，湖北发展“武汉1+8城市圈”，湖南形成“3＋5城市群”（长株潭为中心、1个半小时通勤为半径的城市圈。包括长沙、株洲、湘潭、岳阳、常德、益阳、娄底、衡阳8个省辖市，辖12县级市28县617建制镇），安徽构造“合肥―芜湖为中心的带状都市圈”，江西构建南昌与赣州为核心的“都市经济圈”。

 

　　二是培育壮大县域经济和重视“三农”问题。中部六省县域经济发展不够，“三农”问题突出，严重影响全面小康目标的实现。因此十分重视壮大县域经济和解决“三农”问题，都通过制定具体措施和评比激励制度加快县域经济发展；都已宣布免除农业税，出台各种惠农政策，统筹城乡发展。湘鄂皖赣不约而同将新增财政支出的大头投入“三农”，用以建乡村公路，改造危房，补贴农村合作医疗，解决饮水安全等。

 

　　三是加大对外开放力度。中部六省都意识到只有立足于本地区的比较优势，加大实施对外开放战略，把本地的生产要素和外部的生产要素结合起来，才能在更大程度上提高生产要素的利用率，从而提升本地区经济竞争力，促进本地区早日崛起。

 

　　四是立足本地优势，建立现代制造业。山西把化学和医药产业、新型材料产业作为了自己的攻坚目标，河南把生物医药、电子材料、纳米技术、现代中药等作为了发展的重点领域，安徽把化工、能源、高新技术、农产品加工等作为了今后的努力方向，湖南把装备制造、钢铁有色、卷烟制造、电子信息、新材料、生物医药等作为了重点发展的产业。

 

　　2、中部六省战略举措的差别点

 

　　在促进中部崛起的战略举措中，各省根据自己的省情、区域特色出台了一批新的政策措施，这些措施有很大的不同。

 

　　山西：基于能源重工业基地国有企业居于主导地位，运行机制和市场经济的要求相差甚远，环境的破坏和污染情况严重等问题，一方面强调体制创新和机制创新，增强企业活力，提高整体经济发展的后劲，另一方面强调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保持山西经济发展的优势和可持续性。

 

　　安徽：主要是“861”战略计划，即推进加工制造、原材料、化工、能源、高新技术、农产品加工、旅游和文化等八大产业基地建设，加强防洪保安、通讯、信息、生态、信用和人才等六大基础工程建设，尽快实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1000美元以上。

 

　　江西：一是针对区位接近长三角、珠三角、闽南的优势，提出了“对接长珠闽，建设三个基地一个后花园”的开放发展战略。二是针对本省煤电运、资金、人才三大突出矛盾，着力解决瓶颈制约。

 

　　河南：一是基于农业大省、人口大省的现实，着力解决“三农”问题，先后宣布免除农业税，全面取消农民义务工、积累工，并在农村推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试点，改善农村出行条件，建设农村公路，对贫困县农村中小学生上学“双免”，对粮农实行直接补贴、增加良种补贴和农机具补贴等。二是加快工业化进程，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从比较优势出发，依托传统产业的改造和优化升级，拓展传统产业，改造提升劳动密集型产业。

 

　　湖南：一是借助“南进”战略，加快湖南经济发展。二是注重工业化发展战略，但又立足自身特色，把培育壮大装备制造、钢铁有色、卷烟制造三大支柱产业，扶持电子信息、新材料、生物医药三大新兴产业，提升食品加工、石油化工、建筑材料、造纸工业四大传统产业，特别是把销售收入率先过1000亿元的机械装备制造业、财政收入贡献最大的卷烟制造业、具有战略性地位的电子信息及通讯设备制造业，作为发展的重点。

 

　　湖北：一是着力推进“三改一培育”（改革体制、改善环境、改进作风和培育市场主体）等打基础、管长远的工作，增强经济发展后劲。二是强力推进新型工业化，实施工业强省战略，整体提升湖北工业竞争力。大力实施“三个三工程”（三个一批：将一批大型国有企业发展成混合所有制企业，一批国有骨干企业转制为民营企业，一批民营企业培育成为湖北经济发展的排头兵；三个一百：重点支持一百个大型企业做大做强，培育一百家有发展潜力的中小企业，推进一百个工业重点建设项目；三个一律：凡是可以下放的权力一律下放，凡是可以取消的收费一律取消，凡是可以精简的审批一律精简），培育亿元产值支柱产业，培育市场主体，发展品牌经济，“把湖北建设成重要的农产品加工生产区、现代制造业聚集区、高新技术发展区、现代物流中心区”。三是统筹城乡区域协调发展，一手抓武汉城市圈建设，一手抓县域经济发展。武汉城市圈内推行五个一体化。支持襄十随、宜荆荆城市群建设。坚持“一主三化”，发展县域经济。先后分三批对42个县实行扩权试点，对52个县实行财政省直管。

 

　　（三）湖北面临“前有标兵，后有追兵”的夹击之势

 

　　通过中部六省经济社会发展和崛起战略举措的对比分析，可以看到，湖北在“中部崛起”中面临着“前有标兵，后有追兵”的竞争局面。一方面湖北经济社会发展主要指标在六省中多数处在第二的位置，部分指标位列第三甚至更为落后，其中“十五”期间湖北GDP增长速度名列最后一位；另一方面，在当前中部崛起的区域竞争中，各省都多措并举，加快发展，呈现出“千帆竟发”、“百舸争流”的竞争态势。因此，湖北如果不能下大力气、采取有效措施在中部崛起中取得领跑优势，将影响湖北构筑“中部崛起重要战略支点”战略意图的顺利实现。

 

 

　　（一）五大优势：湖北构筑“重要战略支点”的支撑条件

 

　　1、区位优势

 

　　湖北得“中”独厚，地处中国经济地理心脏、中部腹心区位和南北纵横经济带交叉地带，是中国“神经中枢”的“腰杆子”，具有“承东启西、接南纳北、内畅外联、辐射全国”的交通区位优势，北京、天津、广州、深圳、香港、台北、南京、上海、重庆、成都、西安等大都市都分布在以武汉为圆心的1000千米半径之内，省内省际公路网、铁路网、水运网、航空网、管道网四通八达，是全国重要的综合交通运输枢纽，撑起湖北中部崛起重要战略支点的骨架。随着省内“六纵五横一环（武汉外环）”高速公路网和武汉、恩施等7个公路运输枢纽的建成，省内市州之间将全部通达高速公路，并实现与周边6省市高速互通；随着武汉铁路局的恢复成立，京广、沪蓉高速客运专线的建成，湖北不仅市州全部通铁路，还将形成“三纵两横”比较完善的铁路网，“十一五”期间将新增铁路里程1083公里，使武汉至北京、至广州的时间缩短到4小时，至合肥的时间缩短到2小时，湖北和武汉将成为全国铁路重要路网中心之一；负责长江11省市航务与海事管理的长江航务管理局、长江水利委员会设在武汉，随着“长江黄金水道复兴计划”的实施，湖北形成了干支直达、通江达海的航运体系，成为长江中游航运中心；随着武汉航空港、宜昌、襄樊、恩施等机场及配套设施的完善，湖北及武汉将成为全国大型航空枢纽；随着“忠县-武汉”天然气管网、“仪征-长岭”等输油管线的建成，湖北将形成比较完善的管道网络。

 

　　2、基础优势

 

　　（1）资源优势。一是电力资源。湖北水力资源居全国第4位，可开发水能达3308.1万千瓦（其中三峡水利枢纽可装机2500万千瓦），是中部地区最富有的水能大省，是中国最大的水电基地，并且形成了水电、火电、风电并举的良好格局。中国的最大电站三峡水电站的建成，湖北成为水力发电的重点省份之一；咸宁核电项目的落户更使湖北电力优势彰显。二是淡水资源。湖北素有“千湖之省”的美誉，长江湖北区段流贯全境1062千米，是中部六省最长的一段，长江最大支流汉水境内流长878千米。湖北淡水产品产量一直居全国首位。三是矿产资源。全省已发现矿产136种，其中磷矿储量居全国第一，铁、铜、石膏、岩盐、金等的储量居全国前列。已探明储量的矿产88种，占全国一半以上。石榴子石、累托石粘土、化肥用橄榄岩、建筑用辉绿岩、碘、溴等6种矿产保有储量居全国首位；铌、铯、泥灰石、冶金用砂岩、水泥配料用砂、锂、锶、稀土、硒、磷、硼、化工用白云岩、饰面用板岩等14种矿产保有储量分别居全国2-3位。

 

　　（2）经济基础优势。建国以来湖北一直是国家投资的重点区域，一大批“武”字号和“三线”企业的建立，构成了计划经济时期中国国民经济体系的重要支柱，湖北的“一”（武钢一米七扎机）、“二”（十堰中国第二汽车制造厂）、“三”（“三三零工程”即宜昌葛洲坝水利枢纽）是代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标志性工程。作为全国重要的老工业基地之一，湖北产业基础条件好，工业综合配套能力较强，是全国三大钢铁基地之一、全国第二大汽车生产基地和最大中型货车生产基地、全国最大的水电基地、全国五大纺织基地之一和轻重工业门类齐全的综合性工业基地。在全国53个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中，湖北占据了中部地区9个之中的2个。

 

　　3、科教优势

 

　　湖北是一个融科技与教育基础优势的科教大省，科教实力大大领先于中部地区其他五省，为构筑中部崛起重要战略支点提供了强大智力支持。2005年省内拥有85所普通高校，56个科研院所，52名两院院士，聚集了全国一半以上的光电子研发力量。2005年湖北每10万人拥有在校大学生为177人，三种专利授权量达3860项，均居中部六省第一位。湖北激光、光机电一体化产业、生物医药工程、电动汽车、制造业信息化工程、水下机器人、卫星定位系统等研究开发水平均列全国前茅。东湖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是全国最大的光谷基地、制造业信息化工程中心。光电子产业是湖北新世纪崛起的“亮点产业”，从武汉“中国光谷”走出的信息产品，目前占据了国内光纤光缆市场50％的份额。“武汉•中国光谷”国内国际享有盛誉。

 

　　4、市场优势

 

　　湖北是我国中西部地区重要的各类生产要素市场中心。一从运输市场看，湖北拥有万吨级内河港口码头211个，重要铁路枢纽城市2个，航空港口城市2个，居中部六省前列。二从商品市场看，湖北拥有各类集市贸易批发市场4000多个，大型商品交易市场469家，初步形成了在中西部地区有特色、在全国有影响的国际国内机电产品、光电子信息产品、服装和农产品等多个交易中心。武汉、襄十随、宜荆荆三大物流圈构成了现代化物流网络框架。三从金融市场看，历史上武汉是中国近代四大金融中心之一，改革开放以来的许多金融改革和创新在全国居于领先地位，中国第一家城市信用合作社、武汉融资中心、武汉国际信托和武汉市信托投资公司、武汉证券公司、武汉证券交易中心、武汉企业债券市场、票据市场、产权交易市场等都起步较早且在全国有一定影响。武汉现为中国人民银行、证监会、银监会、保监会和主要商业银行在华中地区的总部或大区办事机构所在地，不仅行使湖北全省的监管职能，而且担负着鄂湘赣三省的监管职能。武汉还是目前中部地区唯一设有外资银行的城市，拥有两家外资银行分支机构和三家外资银行代表处。武汉作为区域性金融宏观调控监管中心的地位极为明显。

 

　　5、综合优势

 

　　湖北相对于中部诸省的综合比较优势从上述分析中初见端倪，另从国家统计局河南调查总队《中部六省经济社会综合发展比较研究》课题结论可以得到佐证。

 

　　国家统计局河南调查总队在国家统计局、河南省发展改革委员会、河南省统计局、郑州大学等单位专家的支持下，通过建立一套中部六省经济社会综合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从2005年各省人口与劳动力、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基础设施和环境保护四个方面，共计38个具体指标，采用当今比较成熟的因子分析法和专家咨询法，两种方法相互验证，对中部六省的经济社会综合发展水平进价了测算评价。结果显示：“中部六省经济社会综合发展水平层级明显，不同层级之间存在较大落差，而同层级内部落差很小。在总体得分中，河南（84.5）、湖北（83.8）综合得分在80分以上，属于第一层级；湖南综合得分76.8，位于70-80之间，属于第二层级；山西（70.7）、安徽（69.9）和江西（68.2）综合得分位于60-71之间，属于第三层级。从同层级内部看，第一层级内的河南与湖北之间仅相差0.7分，第三层级中的安徽与江西之间仅相差1.6分。从层级之间对比看，第一层级的河南与第三层级的江西之间最大落差16.3分，第二层级的湖南综合得分明显高于第三层级，但与第一层级相比也存在一定的差距，相差7分左右。”

 

　　（二）四大软肋：湖北构筑“重要战略支点”的制约因素

 

　　1、体制机制不活

 

　　新世纪以来，湖北全省上下通过“学查改”、“新一轮思想大解放”讨论、“三改一培育”、“三个一律”等举措，全面解放思想，大力创新体制，取得明显成效，但当前经济社会发展中障碍因素还不少，一些深层问题没有完全解决，一些新建立的重大制度仍属框架性的，亟待完善。从行政管理体制看，目前公共权力机构与体制如何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上重新建构的问题没有根本解决，政府职能越位、错位、不到位现象没有得到根本改变。政府集改革对象和改革推动者、公共事务的管理者和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量两种角色于一身，直接参与微观经济活动领域，直接控制企业和金融机构，导致改革无法向纵深推进。从非公经济发展看，“玻璃门”遭遇（看得见、进不去）依然存在。即使在“非公经济36条”及湖北地方政策颁布之后，在市场准入、资源配给、资金供应、信息占有、税赋标准、技术支持、法律制度、政策环境和公共服务等方面，不同所有制企业的差别待遇问题依然一定程度存在。从垄断行业改革看，行政性垄断不仅在基础产业、公用事业领域普遍存在，而且在许多竞争性行业中也大量存在，具体表现为行业垄断、地区封锁、行政性公司等，限制了公平竞争，阻碍了技术进步，降低了资源配置效率，构成市场经济体制进一步完善的重要障碍。此外在财政金融、要素价格机制、收入分配、城乡分割、社会保障、社会信用等方面也存在不少体制机制性问题。

 

　　2、经济结构不优

 

　　近年来，湖北通过大力发展二三产业、协调区域经济发展、推动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加快发展非公经济，总体经济结构不断优化，但综合来看，“大大”、“重重”、“轻轻”、“公高”特征明显。

 

　　一从地区结构看，武汉一市独大，经济总量一直占到全省1/3左右，近年来仍呈上升趋势，2006年GDP比重为34.5％，比2002年上升了4.5个百分点；2006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地方一般预算收入比重分别为38.2％、36.6％、37.9％和38％，分别上升7.0、2.9、2.9和9.2个百分点。武汉、黄石、宜昌、襄樊、十堰五大城市（不含辖县）经济总量占全省比重超过40％。

 

　　二从产业结构看，2005年湖北第一产业加值比重为16.6％，尚未跨越15％以下的工业化标准，低于全国4个百分点，低于山西10.3个百分点；湖北二三产业增加值比重达到83.4％，但就业比重只占52.3％，二者相差31.1个百分点。从产业内部看，长期以来二产“重重轻轻”的格局变化不大；国企组织结构仍然存在“大而全、小而全”现象，造成资源严重浪费；产业技术素质不高，产品开发能力弱，工业新高精尖产品较少；产品结构与需求结构不相适应，工业品市场占有率由1990年的4.2％下降到2002年的3.2％、2006年的2.4％；工业支撑点少，主要依赖少数大行业、大企业和大城市；产业间关联度低，产业链条短等。湖北三产比重虽然在GDP中的比例超过四成，但结构低级化，现代化服务业比重低，而传统型服务业依然占据主导地位。2005年运输邮电仓储、批零贸易餐饮、金融保险、房地产业增加值的比重分别为19.9%、26.8%、4.8%、8.2%，和全国平均水平相比，批零贸易餐饮业和运输邮电仓储业的比重分别高3.3和1.2个百分点，金融保险业和房地产业的比重分别低3.5和2.8个百分点。

 

　　三从所有制结构看，非公经济成份比重偏低。据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资料，2004年湖北私营、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企业个数仅相当于全国的2.1%，占全部企业的比重比全国水平低7.2个百分点，比中部湖南、安徽低3.8和0.9个百分点。个人、外商及港澳台商资本占企业实收资本的比重比全国水平低4.4个百分点，比中部安徽、湖南低2.0和1.0个百分点；企业实收资本总量落后于河南，居第2位（参见下表）。

 

 

 

　　3、经济外向度低

 

　　对外开放、招商引资是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有力引擎。对外开放程度是观察一个地区发展环境优劣的指示仪。比较而言，湖北对外开放相对滞后，在发展外向型经济，吸引区域外生产要素流入方面，远远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在中部地区也存在一定的差距。一从出口与出口依存度看。2006年湖北出口规模达到62.59亿美元，在中部六省中居位第三，低于安徽（68.40亿美元）、河南（66.99亿美元）两省，仅及全国省均规模（312.6亿美元）的1/5。2006年湖北出口依存度为6.8％，在中部六省中也是居位第三，低于安徽（9.0％）、山西（7.1％）两省，比全国平均水平（37.5％）相差30.7个百分点。

 

　　4、品牌经济较弱

 

　　名牌既是市场经济下市场竞争的产物，又是市场竞争的武器，更是市场竞争力的标志和综合体现。近年来湖北大力实施名牌战略，取得喜人成绩。2006年，湖北15个产品获得中国名牌称号，累计共有27个企业30个产品进入中国名牌行列，在全国的位次由2002年的第25位上升到第11位。但对比于沿海发达省市甚至是中部邻省河南等省，湖北“中国名牌”产品不仅数量偏少，而且市场影响力也不够大。2006年广东、浙江、山东的中国名牌产品总数分别达到221、195和187个，位居31省市区前三甲，仅2006年就分别夺得108、89和81个。中部河南2006年有17个产品入围中国名牌产品，累计个数达到46个，超出湖北16个，新飞、双汇、春都、思念、金星、宇通、风神等品牌市场效应享誉国内外。中部安徽、江西、湖南、山西等省分别有中国名牌产品19、20、19和12个，安徽的美菱、扬子、荣事达、古井贡、口子酒，江西的江铃、鸭鸭，湖南的钻石、远大、迅达、酒鬼、芙蓉王、白沙、益鑫泰、湘计算机、旺旺、远大、正虹等在全国具有极高的市场占有率。

 

　　（三）综合评判：湖北基本具备构筑“重要战略支点”的基础条件

 

　　通过对湖北构筑中部崛起重要战略支点优劣势的分析，我们认为，与中部其他五省相比，湖北客观上存在五大比较优势，尤其是湖北经济社会发展的综合比较优势极为明显。以往论及中部崛起，谈湖北区位优势的多，谈综合优势少。其实，在现代市场经济竞争中，一个省的区位优势如果不与市场、产业和人才优势相结合，更多的只是一种潜在优势。为此，湖北崛起就要打好综合牌，充分发挥区位、资源、产业、人才等综合优势。而湖北的这种综合比较优势，从区域经济发展战略意义上讲，从构筑促进中部崛起重要战略支点的作用上讲，在中部六省中具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尽管湖北经济社会发展还存在着不少的问题，但综合评判，湖北在中部的综合优势相对明显，机遇与挑战并存，机遇远远大于挑战。只要充分发挥有利条件，最大努力地化解不利因素，湖北足以成为促进中部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

 

 

　　（一）提升七大服务功能：湖北构筑中部重要战略支点的功能定位

 

　　1、交通枢纽功能

 

　　“湖北通，则中部通；中部通，则全国通；中部活，则满盘皆活”。交通要当好中部崛起先行官。立足湖北在全国的区位“腹心与腰部”优势，尽快组织编制出湖北“促进中部崛起”的立体交通发展规划，围绕建成全国铁路、公路、水路、航空和管路在中部转换衔接、功能完备的主枢纽目标，形成便捷、通畅、安全的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提升湖北在全国交通大格局中的枢纽地位。公路方面要加快高速公路、乡村公路一体化建设，加快建设省内“651”高速公路工程（“六纵五横一环”高速公路网），重点建设武汉、襄樊、荆州、宜昌、黄石、十堰、恩施等7个公路运输枢纽；加快建设东西南北各个方向的通道出入口和穿越境内的具有全国运输走廊作用的通道，打通连接中部五省断头路，早日实现高速互通。铁路方面大力抓好国家新线建设和改造既有线，实现“十一五”通车里程达到3400公里，形成比较完善的铁路运输网络。形成沿江铁路大通道，实现市州全部通铁路，将湖北建成全国铁路重要路网中心之一。水路方面以航道网络化、船舶标准化、港口机械化、管理信息化为目标，主要建设“三主一江一网”的航道体系（“三主”为长江、汉江、两沙运河3条全国水运主通道，“一江”为清江，“一网”为江汉平原五级以上骨干航道网）。加快建设武汉、宜昌、黄石、荆州、襄樊等5个主要港口，将武汉港建设成华中地区和长江流域的物流中心和长江中游航运中心，建设包括长江干线与汉江沿线18个重要港口和28个一般港口。航空方面加快武汉航空港、宜昌、襄樊、恩施等机场及配套设施的完善，早日将湖北及武汉建成为全国大型航空枢纽。管路方面继续加快输油输气管道建设，逐步形成比较完善的管道网络。力争“十一五”高中压输油输气管道总里程达到2756公里。

 

　　2、产业牵引功能

 

　　立足湖北产业比较优势，提升湖北在中部地区的产业牵引功能，按照产业一体化的发展要求，深化中部六省之间的产业分工协作，克服地区间的产业同构现象，牵引中部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发挥湖北在中部地区“三个基地一个枢纽”建设中的主力军作用，发挥湖北在逐步推进中部地区与东部发达地区之间由垂直分工关系向水平分工关系的发展变化。

 

　　3、金融中心功能

 

　　立足湖北金融在中西部乃至全国发展相对较早、基础相对较好、体系相对完善尤其是武汉作为金融机构区域性总部所在地的优势，提升湖北在促进中部崛起中的金融支持作用。要加快开放步伐，积极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吸引境内外各种金融机构在鄂落户或开设分支机构，加快聚集各类金融机构。培育多元化的金融产业主体，支持发展农村合作金融组织，鼓励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大力发展票据融资，积极争取国家将武汉列为产业投资基金试点城市，推进制度创新和产品创新。通过推进金融机构设置区域化、专业银行商业化、金融工具多元化、金融服务现代化、金融业务国际化、金融运作规范化，构建湖北服务中部、面向全国、对接国际的我国内陆最大的多功能、开放式、辐射强、高效有序的金融服务和监管体系。

 

　　4、物流中心功能

 

　　立足湖北现有物流基础，围绕建成现代物流中心区的目标，重点建设三大物流圈，积极发展专业物流，尽快形成以武汉为核心，黄石、十堰、荆州、宜昌、襄樊等大城市为支点，大规模、多品种、高效率的现代物流网络体系。加快建设物流基础设施和公共信息平台，重点建设武汉（城市圈）物流圈，支持阳逻港转运型物流园区、东西湖配送型物流园区及物流保税区等的建设，形成覆盖全省，辐射华中的现代物流中心；建设宜（昌）荆（州）荆（门）物流圈，形成辐射鄂西，连接渝东、湘西的区域物流中心；建设襄（樊）十（堰）随（州）物流圈，形成辐射周边地区，连接豫陕渝的区域物流中心。大力培育物流企业集团，优先支持第三方物流发展，积极吸引国内外知名物流企业落户湖北，着力培育20家左右大型骨干物流企业。推动汽车、钢铁、石化、农产品等优势产业物流和快递物流加速发展。支持传统物流企业信息化和标准化改造，提高物流企业信息化水平。

 

　　5、技术扩散功能

 

　　立足湖北在中部以及在全国的科教智力中心优势，坚持自主创新、重点跨越、支撑发展、引领未来，大力提高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能力，提高教育质量和水平，培养造就各类人才，建设科技、教育、人才强省，加大技术创新，推进技术扩散，提升湖北在服务中部崛起和国家科技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在光电子信息、地理空间信息、生物医药、激光、数控系统等优势领域，组织开展应用基础和前沿技术研究，掌握一批核心技术，拥有一批自主知识产权。在新一代移动通信、激光设备制造、光纤、半导体照明、可信计算平台、新材料、电动汽车、磷资源开发利用、动植物新品种选育等重点领域，突破一批关键技术，获得一批重大创新成果和发明专利，提升产业整体技术水平。围绕国家实施的重大创新工程，加强创新基础能力建设。继续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和人才强省战略，为湖北和中部乃至全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人才保证和智力支持。

 

　　6、信息传递功能

 

　　提高信息业社会化、产业化水平，大力发展邮政通信、信息技术和数字内容等信息服务业，加快信息技术在传统服务业中的应用及融合，扩大电子商务应用领域，增强信息搜集、处理、加工、传输能力，建设服务中部崛起的信息服务“总站”。加快邮政综合业务体系建设，形成以现代技术装备为核心、以信息网络为支撑的现代邮政系统，促进传统邮政业向现代邮政业的转型。推进通信普遍服务市场主体多元化。推广多形式、多终端的低成本实用信息技术。努力开发信息资源，壮大软件产业。促进软件产品和技术的广泛运用，逐步建立起功能完备的软件产业服务体系。构建电子商务支撑条件，建立合理的安全认证体系，建设安全、便捷的在线支付服务平台，加快建设电子商务标准体系，推进企业应用电子商务，发展第三方电子商务交易与服务和面向消费者的新型电子商务。

 

　　7、管理中心功能

 

　　立足湖北是国际国内部分大公司、大银行、大社团以及大学大科研机构的总部或区域性总部所在地的优势，通过此类组织的综合管理和指挥决策系统，强化投资决策、生产组织和综合管理功能，服务于“促进中部崛起”战略。据北京市社会科学院中国总部经济研究中心2005年对全国直辖市、计划单列市、省会城市（除拉萨外）的35个主要城市总部经济发展能力的评价，湖北武汉以50.20分第十名的成绩入围国内十强，是中部六省中惟一入围城市。总部经济发展能力是指一个区域利用特有的资源优势，吸引企业将总部在该区域集群布局，将生产加工基地布局在具有比较优势的其它地区，从而形成合理的价值链分工的经济活动的统称。中国总部经济呈现多层次发展格局，其中武汉等大区域性中心城市发展重点是跨国公司在华分支机构、国内大企业总部或区域总部、省级大企业集团总部。武汉总部经济发展能力以中部六省惟一的身份名列全国第十位，足见中部管理中心也只有湖北武汉较为适合担当此任。

 

　　（二）推进两轴一圈辐射：湖北构筑中部重要战略支点的路径选择

 

　　1、以长江水道为横轴，横向沿江推移，联动长江中游经济带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长江流域经济发展呈“四雄”竞争态势。除上海为公认的“龙头”外，武汉与南京、重庆分别为长江中游、下游和上游的区域中心城市，并形成了分别由武汉、南京、重庆牵头的三大经济协作区。湖北作为武汉经济协作区的腹地和主要依托，是长江中游的经济核心区，不仅联动中部沿江诸省的经济社会发展，而且对长江中下游一市四省与上游一市三省的互动发展，也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湖北是长江流域经济带互动发展的结合部与关键点。

 

　　通过多年的发展，湖北长江经济带集聚了以武汉、黄石为代表的老工业基地和以宜昌、荆州、荆门为代表的一批新工业基地以及一大批新老企业，集中了湖北的大部分经济技术开发区，在中部和全国已经形成相当影响的武汉城市圈也布局在湖北长江段的下游地区。湖北要横向联动湖南、江西和安徽经济社会发展，在促进中部崛起中发挥辐射湘皖赣三省的作用，必须以长江水道作为横轴实施辐射作用。

 

　　2、以京广铁路为纵轴，南北沿线推进，联动京广中段经济带

 

　　京广（京九铁路和京珠公路）铁路南北纵贯中部河南、湖北、湖南三省，沿线地区老工业基地遍布，农业生产基础良好，具有较大的市场空间、巨大的增长潜力和较高的投资回报率及经济效率，京广（京九、京珠）沿线分布着中部三省主要经济带和增长点。湖北处在京广（京九、京珠）沿线中段的中心位置，在北连河南，南接湖南，促进和联动中部沿线各省经济发展中的地位突出。

 

　　从湖北沿京广（京九、京珠）地区看，分布着湖北的武汉城市圈、孝感、咸宁等中等城市，集中了湖北的重要粮食主产区、制造业基地和高新技术产业基地，如汽车走廊、钢铁走廊和光电子产业等。湖北经济要纵向联动河南、湖南经济社会发展，在促进中部崛起中发挥辐射晋豫湘诸省的作用，必须以京广（京九、京珠）作为纵轴实施辐射影响。

 

　　3、以武汉城市圈为内园，有序向外辐射，联动中部诸省城市群

 

　　中部各省都十分重视推进城市化进程，加快建设辐射力和带动力强的城市群、城市带和城市圈。武汉的“1+8”城市群、河南的中原城市群、湖南的“3+5”城市群、安徽的合肥芜湖等沿江城市带、江西的昌九工业走廊、山西的太原城市群、大(同)运(城)高速公路经济带的发展和建设速度加快，带动作用增强。中部各省力争形成辐射力、带动力、影响力强的城市群、经济圈或产业带，已经成为实现崛起的共同选择。

 

　　湖北武汉城市圈是以武汉为中心，100公里半径内，武汉加上黄石、鄂州、孝感、黄冈、咸宁、仙桃、潜江、天门等八个周边城市（1+8）的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既分工又合作的圈域经济。武汉城市圈是湖北人口、产业、城市最为密集的地区，也是中部最具发展潜力和活力的地区。作为内地最大城市圈之一，武汉城市圈与沿海地区三大城市圈互动互补的地位不可替代。武汉城市圈既位于长江流域的中部，也位于中部六省的中心位置，不仅在连接中部五大城市群中起核心与枢纽作用，而且正在成为东连长三角、南接珠三角、北上京津冀的桥梁与纽带。如果把沿海经济带看作一张弓，长江经济带看作一枝箭，京广铁路经济带看作弦，那么在我国“弓箭型”经济发展大格局中，长三角与珠三角、京津冀分别是“箭头”和弓的两端，而武汉城市圈就是张弓发射的着力点。湖北构筑中部崛起重要战略支点的一个重要路径就是以武汉城市圈为内园，有序向外辐射，联动中部诸省城市群的共同发展壮大。

 

 

　　湖北要真正成为“中部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有效发挥七大服务功能，成功推进两轴一圈辐射，起到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支撑撬动作用，当务之急是要集聚内功，夯实基础，走在前列，率先崛起。为此建议：

 

　　1、解放思想，创新体制，消除影响率先崛起的各种障碍因素

 

　　针对当前制约湖北经济社会发展的各种体制机制性障碍因素，必须通过进一步的思想解放和更大力度的改革创新加以消除。首先要破除因循守旧的思想，与时俱进地冲破思想牢笼，特别是破除所有制歧视、政府包揽一切的思想观念，树立科学发展、均衡发展、和谐发展的理念。消除体制性障碍的根本出路在于必须始终坚持改革，注重提高改革决策的科学性，增强改革措施的协调性。消除体制性障碍的动力在于创新，完善能够使社会资源有效配置、经济有效运行的市场机制，创造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进而提高社会整体创新能力的社会环境和制度安排。消除体制性障碍的重点在于转变政府职能、规范政府行为，加快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消除政策歧视，切实履行提供优质公共产品、保持宏观经济的稳定和社会的安定、维护生态环境、改善投资环境等职能，从而为湖北在中部率先崛起打下良好的体制机制基础。

 

　　2、突出三农，反哺支援，推进湖北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步伐

 

　　针对湖北农业大省和三农问题突出的实际情况，坚持把解决“三农”问题作为全省工作的重中之重，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和“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以农民增收为中心，以加快现代农业建设为重点，以“百镇千村”工程为示范，扎实稳步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力争在中部六省中取得领跑优势。主要工作：

 

　　一要推进现代农业建设。进一步加强水利建设，提高综合防洪抗旱减灾能力。积极推进优势农产品产业带和特色农产品基地建设。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发展壮大龙头企业，延长产业链，带动农民增收。不断提高农业科技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能力，推进农业科技自主创新。大力推进农业机械化，重点推广粮食、油菜、棉花、高效经济作物四项综合机械化技术，争取“十一五”全省农业生产综合机械化水平达到50%。

 

　　二要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调整优化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深挖农业内部增收潜力。大力发展畜牧、水产养殖业和特色产业。突出农产品精深加工，大力发展农村二、三产业，增加农产品附加值。加快发展农村劳务经济，加快农村劳动力转移步伐。搞活农产品流通，根据各地区位优势和全省优势农产品产业带发展规划，建设具有区域特色、多种层次的农产品流通市场体系。继续强化各项支农惠农增收政策，确保农民利益。

 

　　三要以省委制定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实施纲要为指导，实施“百镇千村”建设和整治示范工程，加强小城镇建设和村庄环境整治，大力发展农村公共事业，建立对新农村建设多方面投入的机制等。

 

　　3、提升结构，集群发展，加快工业强省和新型工业化进程

 

　　加快湖北发展，促进中部崛起，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是否牢牢扭住了工业这个牛鼻子。针对湖北工业发展中的各种问题，应该切实以“十一五”工业规划为指导，强化工业强省战略，加快新型工业化发展进程，加快现代装备制造基地和高技术产业基地建设，着力改变结构不优，市场竞争力低等问题。

 

　　一要继续大力实施“三个三工程”。切实重点支持一百个大型企业做大做强，加快重点培育一百家有发展潜力的中小企业，重点推进一百个工业重点建设项目，确保重点项目早日建成投产，让“三个三工程”真正成为引领湖北工业发展的“旗舰”。

 

　　二要积极推进产业结构升级，加快产业集群发展。以建设高新技术发展区、现代制造业聚集区为重点，加快形成电子信息、汽车、钢铁、石化、食品、纺织等年销售收入过千亿元的支柱产业。突破性发展以光电子信息产业为主的高技术产业，采取全面规划、重点突破，集约化、跨越式的发展模式，重点发展光电子信息、生物工程与新医药、新材料与精细化工和光机电一体化等我省具有比较优势的高技术产业群。重点支持东湖新技术开发区、襄樊高新技术开发区、葛店经济技术开发区等加快发展。坚持用高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改造提升优势产业，大力振兴制造业。加快装备制造、食品、纺织、建材工业改造与发展步伐。

 

　　三要大力推进科技创新、制度创新、经营管理创新。加快建成武汉光电实验室，国家工程研究中心等科技创新平台，培育一批省级以上企业技术中心。扶持一批“专、精、特、新”的中小企业，形成一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知名品牌，从而实现湖北工业整体竞争力的明显增强。

 

　　四要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加强节能降耗和环境保护工作。要重点抓好火电、钢铁、化工、造纸、建筑、建材等行业以及100户重点高耗能企业的节能节水节材工作，切实抓好重点地区、重点行业和重点企业的节能降耗工作，严把项目审批和核准关，确保完成万元生产总值综合能耗下降工作目标。与此同时，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加大生态环境建设和保护力度。

 

　　4、协调城乡，统筹发展，做大城市圈城市群，做强县域经济

 

　　一要按照“一主（武汉）二副（襄樊、宜昌）”部署，推动湖北的城市圈（群）建设。在加快推进武汉城市圈方面，要认真组织实施《武汉城市圈总体规划》，加快推进基础设施、产业布局、区域市场、城乡建设、环境保护与生态建设“五个一体化”。围绕增强武汉城市圈对圈内及全省发展的辐射带动能力，认真抓好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现代物流及市场体系建设、产业融合发展等工作。加快推进天河机场扩建工程、武汉火车站、阳逻港区二期工程、阳逻长江公路大桥、武汉通往周边的六条出口高速公路建设，构建武汉铁路枢纽与航运中心，进一步改善发展条件。加快武汉城市圈技术产权交易、信息共享等平台以及金融、现代物流网络体系建设，促进要素低成本、高效率流动。支持各市完善产业分工，推进资源整合、产业融合、企业协作，形成特色鲜明、优势互补的产业发展格局。在武汉辐射周边、周边支持武汉，九市联动、共同发展的基础上，加强武汉城市圈与中原城市群、长株潭城市群、皖江城市带以及昌九工业走廊的互动合作，把武汉建成全国重要的制造业基地、发达的交通枢纽和现代服务业中心，使武汉城市圈真正成为带动湖北发展的“龙头”、全国内陆地区重要的经济增长极。与此同时，积极推动襄樊、宜昌等城市加快发展。支持襄樊、宜昌两个省域副中心城市加强铁路、公路、航运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城市综合竞争力和辐射带动力，成为秦巴经济走廊的核心和辐射湘鄂西、连接渝东北、陕东南、豫西南地区的中心。支持荆州加快发展轻纺和汽车零部件产业；支持荆门壮大延伸石化产业链；支持十堰建成全国重要的商用车生产基地；支持随州加快发展专用车及汽车零部件和高新技术产业，最终形成省内东部武汉城市圈和西部襄十随、宜荆荆城市群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湖北城市发展格局。

 

　　二要坚持“一主三化”和工业兴县（市)方针，促进县域经济又好又快发展。进一步完善落实扶持县域经济加快发展的政策措施，抓好中小企业发展信用担保、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使用以及技术改造项目贷款贴息等政策的落实，逐步将扩权强县政策扩大到所有县（市），完善财政“省管县”体制，实行财政激励政策，增加对县（市）财政转移支付。支持县(市)发挥比较优势，培育特色优势产业，办好现有各类开发区和工业园区，推进工业向园区集中和产业集群发展，加快培育形成一批销售收入过亿元、税收过千万元的重点企业。支持县域加快对外开放和招商引资，加足湖北县域经济发展的引擎。通过以上措施，努力提升湖北县域在中部县际的影响力。

 

　　5、产研对接，自主创新，促进科教高地向经济高峰的转变

 

　　科教是湖北的重大优势。要提升企业素质和产业竞争力，突破能源资源等瓶颈制约，提高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关键是要发挥科教优势，推进科技进步和创新，促进科教与经济紧密结合。

 

　　一要完善技术创新激励机制，激发企业创新活力。认真落实国家支持企业自主创新的财税、金融和政府采购等政策。建立财政性科技投入稳定增长机制，支持结构调整，支持企业自主创新，支持重大科技项目的实施。

 

　　二要切实引导企业加大科技投入，使企业真正成为自主创新投入的主体。认真落实鼓励企业增加技术研究与开发投入的有关政策。设立创业风险投资引导资金。鼓励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建立产业技术联盟，实现风险共担、利益共享、合作共赢。

 

　　三要加强创新与服务公共平台建设。抓好科技成果转化、科技条件共享、科技创业融资等平台建设。抓好一批重点实验室、工程技术中心、中试基地建设。支持一批行业龙头企业建立国家和省级工程技术中心。

 

　　四要加强创新型人才培养和使用工作。继续实施人才强省战略，合理开发人才资源，建立完善激励自主创新的人才评价制度和奖励政策，重奖有突出贡献的人才，在全社会营造鼓励创新、崇尚创新的良好氛围。

 

　　6、加快开放，承接转移，着力提升湖北经济的对外开放度

 

　　要抢抓国际资本转移及沿海产业向内地转移的机遇，加快湖北对外开放的进程，积极推动对外经济发展和区域经济合作。

 

　　一要加大“走出去”的力度，扩大对外贸易规模，优化出口市场结构和商品结构，努力提高对外贸易的质量和效益。围绕进入国际采购体系，调整产品结构，开拓国际市场。加大出口品牌建设力度，大力培植重点出口产业、商品和企业，大力发展出口加工区。继续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深度开发香港地区、欧盟、美国、日本等传统市场，积极开拓拉美、非洲以及中东、东欧、南亚、独联体等新兴市场。大力发展服务贸易，积极促进服务贸易出口。积极参与内地与港澳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协定和中国与东北亚区域合作的实施，拓展产品和服务出口的市场空间。加强口岸基础设施建设，提升通关能力和信息化管理水平，争取口岸规模、运量、效益和管理水平走在中部省份的前列。重视运用世贸组织规则，积极应对技术壁垒、绿色壁垒等非贸易壁垒，有针对性地制定应对国外反倾销、反补贴的措施。

 

　　二要加快“引进来”进程，拓宽利用外资领域，扩大外商直接投资规模，切实提高利用外资质量和水平。积极引进先进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农副产品深加工产业和项目，积极争取国家批准武汉B型保税物流园区，努力把武汉外商投资密集区建设成为中西部外资最集中、产业效益最好的区域和最重要的发展平台。积极引进以跨国公司为重点的战略投资者，鼓励参与国有企业的改组改制，支持东风日产、东风本田、武汉NEC、新冶钢等外商投资企业做大做强。组织进口省内紧缺原材料和先进技术、关键设备。加大利用证券、投资基金和项目融资等方式引进外资的力度。同时坚持外资内资一起引，利用国内尤其是东部发达地区产业梯度转移的机遇，大力引进国内省外技术、资金与项目，鼓励兄弟省市及大企业来湖北设立办事机构和区域总部。

 

　　7、加快转制，发展品牌，培育兼具活力与竞争力的市场主体

 

　　加快湖北品牌经济发展，关键在于加快培育市场主体。要积极引导企业建立规范的现代企业制度，转换经营机制，强化内部管理。加快企业改制，理顺政企关系，让企业敢于并善于自已作主，革除依赖意识，靠正确的战略决策和良好的经营管理大力实施名牌战略，取胜于市场竞争。此外需要注意几个问题：一要树立雄心壮志，增强名牌意识，树立名牌是竞争力的观念，充分认识名牌是最重要的无形资产、是在市场竞争中取胜的锐利武器的思想观念。二要加强完善规划，真正把名牌当“命牌”来抓，实行政策倾斜，大力提高湖北产品的知名度、信誉度和市场占有率。三要建立激励机制，推进名牌发展，以让企业在激励的竞争中感受到巨大的压力，并把压力转化为前进的动力，推进创名牌活动日益深入地发展。四要认真打假治劣，整顿市场秩序，以形成一个开放有序、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和法制环境。五要加快与国际惯例接轨的步伐，加快名牌的质量体系、检测保证体系建设。

 

　　8、抢抓机遇，先行先试，加大支持武汉“申新”工作力度

 

　　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简称新区，是指国家赋予其在政府管理、市场体制、社会组织等方面，可以有更进一步探索的区域。继国家2005年、2006年相继批准成立上海浦东新区和天津滨海新区之后，正在酝酿第三个（批）新区的筹建工作。基于浦东对长三角、滨海对环渤海区域经济巨大带动作用的示范效应，目前各地申请新一批综合改革试验区的热潮方兴未艾。目前重庆、成都、长株潭城市群、武汉、杭州、台州、合肥、广西北部湾、沈北新区等已向国家表达了申新愿望；广州开发区、苏州工业园、郑东新区、新疆乌昌行政区、内蒙呼包区、哈大齐工业走廊区、河北曹妃甸等也加紧申新步伐。

 

　　基于科学发展观下的区域发展战略已由先前的“东部偏好”逐步转向“区域统筹”，加之同时“西部开发”、“东北振兴”比“中部崛起”有更多看得见、摸得着的政策优惠，在中部地区建设新区比较符合现阶段的政策方向。而在中部地区内部，目前与武汉争夺最为激烈的是河南郑州、湖南长株潭城市群。鉴于新区的综合改革试验、形成增长极内核、带动整体区域发展等综合功能，新区设置城市应该具备三个条件：一是所在城市在整个区域格局中应该处于全方位的枢纽地位，二是具有强大的经济、社会、文化和科技实力，三是具有强大的区域整合与带动作用。以此来衡量，湖北武汉相对来说是比较符合条件的。

 

　　为今之计，要抢抓机遇，先行先试，加大支持武汉“申新”工作力度。一方面，湖北省、武汉市都要不遗余力、倾尽全力地进行全方位、立体式的理性诉求；另一方面，也是更为重要的，要埋头实干，先行先试，创造条件，夯实基础，力争做到瓜熟蒂落、水到渠成。当前的工作重点是，借鉴浦东、滨海经验，开拓创新，备足条件：一是鼓励武汉新区进行金融改革和创新。二是支持武汉新区进行土地管理改革。三是推动武汉新区进一步扩大开放，设立武汉保税港区。四是给予武汉新区一定的财政税收政策扶持。同时做好在武汉新区设立武汉银行，作为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国家设立专项产业发展基金；批准武汉新区开展科技保险试点；争取将武汉新区的产权交易机构指定为中央企业产权转让交易平台；争取证监会批准在武汉新区开展未上市公司股权柜台交易试点等方面的各种准备工作。

 

　　（作者：黄承喜  叶福生  单位：湖北省统计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