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以来，浙江爆发多次金融机构不良贷款问题，尽管地方采取了相关整治措施，今年第二季度，浙江地区金融机构不良贷款进一步上升的趋势并未扭转。浙江地区一国有大行高管透露，“从监管层了解到的信息表明，截至5月末，浙江地区银行业新增不良贷款已达45亿元，主要来源于普通加工行业以及与房地产开发相关的建筑业。”
此前，浙江省银监局发布的一份调研报告表明，浙江局部地区受产业空心化和资本虚拟化趋势影响，民间借贷相关信用违约风险正向银行体系蔓延。温州地区接受调查的170家涉及银行授信的企业中，因介入产能过剩行业和房地产等投资投机领域、涉足民间借贷等导致信贷资金出现风险的超过70%，其中90%的贷款反映为不良。
截至今年5月末，温州银行业不良贷款余额已达161亿元，不良贷款率攀升至2.43%，这是当地连续11个月不良贷款率上升，并且远高于全国商业银行平均不良贷款率。与此同时，浙江地区小企业获得银行信贷支持的实际难度依然存在。
从全国形势看，今年一季度末，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环比增加103亿元。在上市银行中，一季度浦发、民生、深发展和兴业银行四家银行均出现不良额和不良率环比“双升”的情况，其新增不良贷款主要发生在长三角、珠三角地区的小企业。
在浙江省宁波和温州，小企业十分密集，而这两个地区的经济发展对外贸依存度很高“宁波和温州地区的外贸依存度分别为150%和77%，由于今年以来出口订单大幅减少，对当地经济构成较强冲击，银行对普通加工行业的惜贷行为表现得较为明显。
在农行诸暨市支行副行长陈学军看来，浙江地区的普通加工型小企业生产的产品普遍科技含量不高，一旦出口订单减少，企业就开始亏损销售。“在2007年间，不少纺织类轻工企业就已经显现出资金链紧张的危机，其销售收入和成本不匹配，导致部分企业的盈利支撑不了财务成本。然而，2009至2010年间，浙江地区的普通加工行业为了获取生存空间，利用当时国家信贷投放过快、银行融资便利等条件，把大量资金投入到容易赚钱的行业，一是投资房地产，二是对即将IPO的企业做股权投资，三是向煤炭、铁矿等资源型行业投资，由此陷入恶性循环。”陈学军说。
另外，浙江省多家银行的高管表示，在去年银根收紧的情况下，浙江地区的不少企业通过民间高利贷融资，导致负债成本加重，资金周转困难，而这种危机传导到金融体系的具体表现就是今年上半年新增不良贷款持续上升。
目前，就银行放贷倾向而言，对与房地产相关的建筑行业、船舶制造业及普通加工业企业的放贷普遍较为谨慎。银行方面认为，建筑行业负债结构中超过50%与房地产开发有关，在现有调控政策和房地产泡沫并未有效消除的背景下，建筑行业贷款质量需重新评估。
实际上，银行出现局部不良贷款上升的情况，是我国经济实际情况的真实反映，也是经济结构调整的“阵痛”之一。银监会内人士表示，既然要转变发展方式，以降低增速为代价加快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那么银行业出现不良贷款上升也在情理之中。对银行而言，一方面要承受这些不良贷款带来的利润侵蚀，另一方面也要做好不良贷款的跟踪、预警及应对预案，避免局部性的不良贷款上升为大面积呆坏账，双管齐下，从源头杜绝事件的发生，同时也要疏通管道，做好后续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