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高利贷崩盘之时，温州的一些场景可谓触目惊心，非法拘禁，私设公堂，严刑逼债，社会秩序彻底垮塌。从1985年八九月间到1986年初，“抬会”总发生额约10亿元，实际投入资金22亿多元，10万元以上的大总人数有20多万，乡镇参加户数70 ，有的村子几乎涉及每家每户。1986年春资金断裂、崩盘，截至秋天，温州空前混乱，短短3个月中，有63人自杀，200人潜逃，近1000人被非法关押，8万多户家庭破产。
目前的情况同样不容乐观，中小企资金链断裂，从今年四月至今，温州已有九十多名企业老板因欠下巨额债务而卷款外逃，债务总金额估计有近二百亿元。据人民银行温州中心支行此前对民间借贷市场发出抽样调查问卷，共有300个家庭参与问卷调查，收回的266份问卷显示，有89%的家庭是资金出借方。全民高利贷绝非虚言。
1985年靠严厉的惩处与放行市场经济打开一条生路。1989年11月23日，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投机倒把罪判决被告人郑乐芬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判决被告人蔡胜南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这一对抬会中的风云夫妻，妻子以相当搞笑的罪名失去了生命，甚至没有留下一张相片。严厉的惩处，与当时民间实体经济的兴盛，使温州人迅速摆脱抬会阴影，成为市场经济的象征。
陷入高利贷漩涡中的温州经济同，同样要靠推进市场经济解开死结。
首先是融资的市场化。高利贷害人不浅，但中国的市场草根经济发展却须臾离不开民间金融。
高利贷融资是市场机制不顺的缩影。高利贷融资与官方平价融资并存，印证中国存在融资价格双轨制，不同的企业承担不同融资成本。以温州民企为代表的民营企业，融资成本天然处于高位，这固然有民企尤其是中小企业风险高，监管成本高，导致融资成本居高不下的一面，更是中小企业与民间金融深受歧视的必然结果。
高利贷不仅仅是人性贪婪的缩影，更是中国重要资源配置失灵的表现。在三十年的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迄未建立针对民企的风险筛选与监管体制，民营企业表面地位与实际地位产生重大错位，表面上受到礼遇，实则处处掣肘，与中小企业相配套的民间金融从未获得立锥之地。小额贷款公司存款受限，村镇银行大股东受限，担保公司、小额贷款公司在严厉的约束下无所作为，在货币紧缩之时，往往成为高利贷者的帮凶。福建担保公司的倒闭链，让担保公司成为隐性高利贷主的真实状况浮出水面。
深入骨髓的歧视如水银泄地，表现在所有方面，国企贷款成为不良贷款大多不了了之，而民企贷款成为不良贷款，则有利益输送之嫌，被查个底掉，成为洗不去的污点。
根据一项调查，有20%的中小企业从未有过借贷行为，有50%的中小企业有过民间借贷行为，官方金融机构基本无所作为。
在温州，几乎所有的人，80%的家庭、手有余财的公务员等，全都加入盘剥实体企业的行列，饮毛茹血的行为如同劈向温州实体经济的利斧。理智的人谁都知道这是自杀行为，一旦实体经济垮台，当地经济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但对本土发展丧失最后希望的人，把高利贷收益作为移民前的最后储备金。甚至在温家宝总理10月初到达温州视察相关金融事宜后，笔者询问温州当地的人，仍然有人火中取栗，继续发放高利贷以求一逞。
实体经济大规模倒闭缘于利润下降。
中国经济通胀与过剩并存的特质不适宜民企生存。通胀导致资源价格上升与原材料成本人力成本上升，下游企业不堪重负，在向上游资源行业延伸时遭遇玻璃天花板；后者导致实体企业缺乏定价权，利润下降，很多企业告诉笔者已经在5%的警戒线以下，只能勉强维持。对于诚实的实体经济从业者而言，目前是一段凄风苦雨的阴暗时期，他们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在手脚被捆绑下，成为这一轮中国经济结构转型的成本承担者。
中下游实体经济的所有关节被卡死，他们不得不成为转型经济中被盘剥的对象。融资被卡形成高利贷，以原材料成本上升为主要表现形式的通胀，使得掌握上游资源的企业拥有对中下游企业的定价权，炒房团、炒煤团正是突围的表现。但突围十突六败，通过土地突围已经遭遇围剿，炒煤团被赶出了山西。笔者对浙江企业了解的情况是，不了解西部地区、对当地黑白两道情况不熟的人，根本不敢到中西部开矿。
业内人士不得不指出，由于受到风险与道德的深刻歧视，温州地区在先进的市场土壤上保留的是极其原始的文化传统，靠人际关系维持信用，以复杂的熟人社会甚至姻亲关系维系社会关系，以华丽的排场作为维系关系的代价。这块市场经济的圣地，面对的是宗族社会的文化传统。
温州的振兴，必然意味着中国市场化的推进。10月3日到4日，温家宝总理对于温州中小企业的借贷危机，提出从税负和融资两方面来解决，对浙江省、温州市两级政府提出的创建温州金融综合改革实验区的建议，给予正面回应。希望这是温州民间金融走向前台的开始，是第二次市场化改革在温州当地的破冰之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