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化州新安镇梅子坑村因与邻村发生耕地纠纷，引发冲突，梅子坑有6村民被以故意伤害罪刑拘。日前，近百村民在化州市政府门前长跪，一个小时没人理会，被指“在这里下跪也没有用”。7个披着“冤”字白衣的村民跪在最前面，而当时天正下着雨。
本以为庄河市的千人下跪，跪掉了一个“冷血市长”孙明，今后民众想见市长会容易点，哪知仍然如此。现代社会民众想见一面市长，为何会如此困难？前几天，还发生了湖北公安县数百名教师集体下跪县政府的事件。这种下跪背后的潜台词是，我承认你权力的强大，但期望你迫于道德或舆论压力，能倾听弱者的声音。
在现代社会，民众通过公开自己的诉求，唤起地方政府和社会的关注与决断，本来是现代社会实现治理的方式。民众正是用这种方式参与到公共事务中的。他们通过对自己负责，达成对组织和国家的负责。这种参与热情，理应受到保护，地方官员也理应做到与之呼应。当诉求能在公共空间得以声张时，民众才可能实现与政府和社会的互动。从这种互动中，民众感受到的也是社会机制在向积极方向转变。
但实际情况常常并非如此，一些地方官员已丧失了与公民对话的能力，他们一看到民众要求对话，首先感到的是紧张与恐惧，根本没把协商解决问题，看作是政府治理社会的有效方式。所以，即便民众在雨中以屈辱的方式集体下跪，这些地方官员也还是冷眼旁观，不体恤民众艰难。
必须认识到，每一次社会抗争事件，哪怕是屈辱的“集体下跪”，也是社会朝向希望的努力。不能把社会抗争和维稳对立起来，而是要和维护民众权益统一起来，重新调整和界定政府与社会的关系，重新审视政府治理的原则和动机，真正实现和社会各类群体、组织的良性互动，这样才能达成多元化的社会治理方式。在这个过程中，一旦民众形成了普遍的制度认同，也就意味着社会自治机制初具雏形了。
就转型期的今日中国而言，现在需要的是对非暴力的社会抗争事件建立常态的制度认同，使民众因社会不公引发的各种矛盾，能被正常化解在社会机制中。只有这样，社会才能不总是摇摆在暴力潜伏或爆发的两极之间，也才能迫使地方政府建立高水平的协商机制，使民众与政府官员的对话，自然而然地步入民主法制化的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