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金融危机时代，以温州模式为代表的中国民营经济成为成本承担者。一些人为温州模式的垮台叫好，认为是中国市场经济发展必须支付的成本。
这种模糊而有害的认识将成为中国市场发展的绊脚石，把温州这个中国难得一见的草根市场经济打入地狱，无法让中国的整体市场经济升入天堂。
温州目前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困境。《21世纪经济报道》连日赴温州实地调查，结果显示，虽然目前温州尚未出现大面积的企业倒闭潮，但广大温州企业生存状况正陷入多年来的最低谷。温州官方的多项调查显示，2011年前三个月，温州眼镜、打火机、制笔、锁具等35家主要出口导向型企业利润同比下降约30%，亏损面占1/4多；全市企业的一项抽样调查显示，认为当前资金吃紧的企业占到42.9%。不管是否承认，温州经济面临一劫，制造业的转移不可避免。
温州民间经济固然需要反省，需要突破，诱导温州民间资金走向市场的体制更需要改革。
温州模式垮台是中国市场经济的倒退。
温州的民间资金进入实体经济的路径遭到封堵。先在山西煤炭重组过程中被围剿铩羽而归，后是武汉洪湖农业领域被排斥，太多的案例显示民间资金在拓展实体领域的过程中遭遇围猎。在新旧三十六条为民企打开实体领域的理论空间后，在现实中民企遭遇更厚更亮的玻璃窗。我们当然可以用吉利收购沃尔沃为中国民企的日渐强大背书，但在几百亿来源可疑的收购资金与近万亿走投无路的温州民间资金之间，我们不难对民资的主流倾向做出判断。
温州民间资金并不缺乏，据初步统计有6000亿到8000亿元人民币之巨，这部分资金不愿意进入实体企业，而是以资本与货币市场投资的方式进入了楼市、股市与期货市场，任何具有金融色彩的领域都有温州资金的影子。近万亿如过街老鼠般的民间资金是中国经济的一个形象注脚，他们成为投资市场的洪水猛兽。
发展金融是温州市谋求的突围之路。温州市市长陈一德曾表示，面对6000亿元温州民间资本，政府服务相对滞后，市政府将为温州金融发展搭建平台，提供金融创新，推动温州基金、债券等市场发展。未来3年，温州将推出30家上市公司。而在去年6月，温州市政府牵头成立了全国首个地级风险投资研究院。
资金进入金融行业没什么不好，问题在于放弃了自身的特色，转而以向行政倡导模式看齐的方法进入金融行业，有可能进入劣质生存状态。
温州民间金融虽然从未正名正身，但总体而言，温州的金融值得骄傲。建立在熟人社会信用体制上的金融业坏帐率极低，银行之所以热衷在温州等地开设金融分支机构，充足的资金与可靠的信用，两者不可或缺。
但温州的民间金融从未在民间开放的基础上得到规范，政府所认可的担保公司、小额贷款公司与其他地区一样，成为高利贷金融的另一个注脚。在庞氏骗局的边缘游走的“小姑娘们”、“吴英们”在严厉的制裁下，不可能有成长为金融家的机会。温州民间金融模式在低水平的重复中成为草根杂乱的象征，有了根除的理由。
如今温州金融改弦更张，舍弃自己的民间金融特色，转而追求LP式的风险投资，不过是将他人的模式套用到了自己身上，尺寸不合。可以想像，温州会像无数个地方政府一样，追求风险投资公司的数量、追求上市指标，换句话说，温州政府在承认他们无法让本地的金融市场发扬光大，而与其他地区以同一逻辑抢夺同样的市场。
痛恨温州模式的人认为，温州应该为自己的高污染、低成本的剥削模式感到羞愧，温州模式的消失意味着中国掠夺国民、反哺他人的经济模式的消失，我们应该为此感到庆幸。传统市场经济模式的非自然消亡，从来不代表一种新的更健康的经济模式的崛起。是的，温州企业受到高成本、高污染的困扰，实体经济转移的目的地中西部地区难道就能摆脱高污染、低成本的宿命？这是臆语。
如果加强监管而放松市场准入，我们可能拥有了新型的温州经济，让有眼光有实力的温州企业家并购其他企业，企业效率将更高；让有眼光的温州风险投资者发掘诚信而高效的公司，中国的风险投资不会成为证券市场二级投资者的伤心地；让温州商人找到新的品牌乐土，中国的科技与品牌之路可能更顺畅。
以温州商人在泥潭里打滚为代价，就能走出中国市场经济新路？大错特错。让温州模式在发挥自身特色的基础上更上一层楼，而不是向行政力量、向错误的经济政策臣服，才是中国未来经济发展之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