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继成为世界贸易大国后，又将成为资本输出大国。“十一五”期间，我国境外投资空前增长，五年累计投资总流量超过2159亿美元，比“十五”期间增加6.14倍。2010年我国境外投资流量达590亿美元，这无疑令人鼓舞。不过，我国境外投资仍有很多问题，尤其是在地区结构、产业结构和投资主体三个方面，与世界跨境投资的一般特点有明显背离，值得注意并深入研究。
第一，地区结构的背离。据商务部统计，截至2009年底，我国对外投资存量2457.5亿美元，其中75.5%投入亚洲，12.5%投入拉美。二者合计占88%，投入发达地区只有181.7亿美元，占7.4%，只略高于英属维尔京群岛（150.61亿美元）和开曼群岛（135.77亿美元）。其中对美国投资只有33.4亿美元，不及对新加坡投资（48.6亿美元）。世界总格局则相反，发达国家是资本流入的最大目的地。发达国家是经济、技术、金融和其他服务业最先进的地区，理应成为对外投资的主要目的地。据联合国贸发会议《世界投资报告》统计，2006年至2008年世界跨国投资总流量17766.60亿美元中，流入发达国家11705.10亿美元，占65.9%，这与发达国家在世界经济总量中的比重大体一致。2010年，我国对美国和欧盟的投资虽然急剧加速，但当年对美国和欧盟投资流量合计仍只有38.75亿美元，占对全球投资总额的6.6%。
值得注意的是，居我境外投资前三位的香港、英属维尔京群岛和开曼群岛，2009年底合计占我国境外投资总存量78.6%，它们同时也是我国利用外资的主要来源，2008年合计占我国实际利用外资总额55.5%（注：2009年后来自自由港的外资列入原始地）。这里不乏国内资本到那里走一圈，换个身份，再以外资身份入境的情况。
第二，产业结构的背离。截至2009年底，我国境外投资主要是金融业（占18.7%）和采矿业（占16.5%），制造业只占5.5%。这说明获取资源和能源供应是我国境外投资的首要目的。这与世界总格局相反，2006至2008年跨境投资总额中，采矿业占12.9%，制造业则占23.5%，是前者的1.8倍。这说明我国对海外资源和能源的依赖程度偏高，而对制造业投资认识不足。
资本输出的目的，无非是确保海外资源和市场。而要巩固市场，必须就近投资生产。因此，我们需要特别重视增加对发达国家制造业的投资。有人觉得，生产应该放在中国，因为中国是“世界工厂”，劳动力便宜。这个观念需要更新。中国从来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工厂，只是加工厂、装配厂。何况，劳动成本是相对的。2010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刚好超过美国（占世界比重分别为19.8%和19.4%)。但中国制造业就业人数是美国的10倍。换言之，用同样人工，美国可以生产10倍于我国的增加值。因此，我们应该直接到美国、欧洲和日本投资，特别是在替代能源等新兴产业方面，从而大大提升我国的研发和制造水平，扩大海外市场。
第三，投资主体的背离。世界跨境直接投资的主体是私人企业，而我国境外投资的主体是国企，2009年境外投资总存量中，来自国企占69.2%，而私企只占1%。同时，来自央企和中央单位占80.2%，来自地方占19.8%。这种模式也应转变。
这一切说明，我国境外投资仍处在寻求资源为主、非发达市场为主和国企央企为主的早期阶段。在我国境外投资迅速起飞的关头，我们应当不失时机地研究和科学解决上述三个问题，并制定相关政策，鼓励地方和民营企业海外投资，鼓励对发达国家投资，鼓励对先进制造业投资，从而确保境外投资最大限度地促进我国经济的转型发展，在更高水平上融入全球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