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共有42800余名大学生报名参加1000个社工岗位，并得到获取考试资格，考录比例为42：1，超过了此前全市公务员考试的考录比例13：1。
虽然此次社工报考火热异常，业内人表示，近四分之三的缺乏能提供专业服务的社工人才。社工缺口大、流失率高、社会认同感低等一系列问题浮上水面。与此同时，用北京户口奖励社工的规定也引发热议。
社工在社会中扮演怎样的角色？用户口奖励社工的做法是否可行？我国现行社工人才队伍建设中存在哪些问题？应当如何改善？
“社工不是谁都可以做的”
在国外，社工被视为“社会的医生”备受尊重，然而在国内，社工却遭遇了社会地位低、人才缺口大、流失严重等一系列问题。史柏年将原因归结为两条：一方面，人们(包括政府和决策者)对社工的认识普遍不到位，认为这项工作谁都可以做，但其实不然，社工不是志愿者或义工，他们与律师、会计师一样同属专业人才；另一方面，较低的待遇使社工难以安心持久地做这份工作，从而带来社工人才流失等后续问题。
业内人称，“社工不是谁都可以做的。”实际上，专业社工主要通过专业知识和技巧为老弱病残、流动人口、妇女儿童、贫困户等弱势群体提供服务。他们不仅要帮助解决工作对象基本生活层面的困难，更要在心理安慰等精神方面对弱势群体进行帮助，秉持“助人自助”的理念，通过启发、引导并培养使之具备自己帮助自己的能力。要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具备一些专业技巧和方法，比如个案工作法、小组工作法等。这不是一般的志愿者所能掌握的。
业内专家把“一般社会工作者”与“专业社工”两个概念做了认真比较。看来，北京市此次招聘的是“一般社会工作者”，因为对报考者没有专业上的限制。据了解，“社工人才缺口大”，则主要指“专业社工”。例如：在医疗事故的调解中，被医患双方寄予了希望和信任的客观调解者必须掌握相当的医疗专业知识，这就需要“专业社工”的参与。因此，“专业社工”在中国的发展空间和潜力很大。
“我国社工教育实践远远不够”
业内人士认为，中国社工地位低的现实是由社工人才的教育培养模式决定的。首先，对职业定位的不明确或者过低，导致很多人不会选择这个专业，“选择了不一定安心学，学好的也不一定在这个领域就业。”其次，相应的配套制度不足。尽管现在也有助理社会工作师考试，但对参加考试人员条件的要求并不专业。准入制度的缺失导致培养与使用分家，在社会衔接上出现脱节。再次，尽管中国的社工人才建设近年来在专业教育方面发展迅猛，但多半是关起门来搞教育，脱离实际。“这种孤立、超前的教育模式，反过来会使社会对社工人才专业教育的必要性产生怀疑。”
相关人员介绍，“我国的社工教育实践远远不够！”在国外，社工专业的四年本科教育中有两年在实习，研究生也有一年的实习时间，这是我们现在的社工教育无法做到的。此外，我国专业社工的教学方案主要是全科式的基础理论学习和技能培养，向西方借鉴较多，但其中很大一部分在中国不太适用，这就面临教学内容本土化的问题。比如，西方的价值观是个人主义至上，要求为工作对象保密，尊重个人隐私，不能代替当事人作决定等，这在我国的一些具体问题上并不适用，比如对低保户进行公示的规定等。
业内专家认为：“社工是文化敏感性很强的职业，必须与本土的文化习俗、制度背景结合，才能发挥工作的优势。”
“招聘、考核要听听百姓意见”
社会工作更多地是直接提供福利服务，但中国的社工建设主要靠政府来推动，注重的更多是社会管理。相比之下，史柏年认为国外和香港的制度设计更加灵活并具有接地性。“政府更多地扮演策划、监管角色，在资源保障方面鼓励由民间来提供。”
史柏年希望政府和决策者借鉴国外和香港社工制度的经验：在职业定位方面，要更加专业化、细分化；在功能发挥方面，应强调社工是向面对弱势困难人群行使服务职能而非社会管理和控制的功能，“这与社工以人为本的理念是相悖的。”
业内人表示，要培养社工人才，建设社工队伍，必须健全和完善四个机制。首先是招聘机制。报考者是否真心想从事社工职业，在传统的招聘考试中难以把握。“问题的设置过于宏观和主观，谁都可以写得很好，却不一定是真实想法。”建议招考单位在考卷的设计及面试环节上多下功夫；其次是考核机制，“合格”的标准要明确化。再次是法律环境，在社工的晋升通道上给予保障，“如果在公务员考试中规定一些职位必须有两年社工经验，不就解决了吗？”最后也最重要的是被服务者的参与渠道。“社工本来就是直接为老百姓服务的，他们的意见应该在社工的招聘、考核的一系列环节中得到重视。”在她看来，四项机制的健全和完善“可能需要几十年来完成。”
业内专家还提出了建议：“入了这一行，就要按照这个行业的规范要求来提升自己，提高专业修养。”而对政府和决策者来说，这支队伍能够建立起来很可贵，但要把它持续下去有很多事得做。“用户籍、提高薪酬等手段来吸引人才固然重要，但在制度建设方面还没有完全到位，社工人才队伍的建设任重而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