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学者章铮日前表示，中国目前35岁以下的青年农民工资源总量上看已经枯竭；有中国特色的刘易斯拐点已经来临；企业低用工成本导致中国乡村“黄金年龄段”劳动力资源加速耗竭，使得民工荒出现提前了10-15年；提高农民工工资是吸出农村现有剩余劳动力从而解决民工荒的重要对策等。
理解民工荒与乡村劳动力剩余并存的关键，在于农民工劳动生产率的年龄差异。多数农民工就业于劳动密集型行业，大多数工作是简单的重复性作业，对从业者的体力、反应灵敏度或操作精确度有比较高的要求，因而青年农民工从事这些工作时，劳动生产率比较高。而非技术农民工进入中年后，体力、反应灵敏度或操作精确度下降，劳动生产率逐年降低。城市企业把计件工资定得很低或者把产量定额定得很高，这样即使企业不限制用工年龄，与低劳动生产率相联系的低收入也会迫使年龄较大的农民工“自愿”离开。
由于中国绝大多数乡村家庭都有地可种。在城市找不到工作的农民工可以回乡种地，出现了众所周知的第一代农民工“青年在城市、中年回乡村”的现象。考虑中国人口红利拐点，不能照搬国外经验，应当将中国户籍制度、产业结构等中国国情结合起来。认为中国仍可长期依赖人口红利，既可能与现实不符，也不利于中国的产业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