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荡，以及在相关研究领域研究者社群内的强化传播，构成了一套新媒体（新媒体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革命的定势，或者是某种相对稳固的知识——话语体系，进而支配了部分研究者观察、分析和理解现实事件的角度与方向，形成了某种观念认知上的“路径依赖”。但另一方面，实践的发展已经实现了初步的修正，其中最大的修正，是对动力来源的修正：偏好新媒体革命的美国，终究是一个没有脱离低级趣味的利己主义的大国，推行推特革命的初衷，在于以最低的成本实现美国的外交政策目标。
但是，从推特革命的实践来看，随着时间的流逝，两个显而易见的缺点正持续暴露：美国缺乏对所谓推特革命整体发展进程以及最终结果的有效掌控能力；非美，甚至是敌视美国的本土化力量，在中东北非地区的一些代表性力量，一旦拥抱和理解了新媒体，其实质性的组织动员能力，在当地，远远超过美国。
无论是此次的土耳其，还是从整个中东北非地区来看，以美国为典型的传统上曾经在这一区域占据支配的域外战略力量，正逐渐失去其曾经享有的绝对意义上的控制能力。当地局势的发展，更多地验证了约瑟夫奈对信息革命影响的认识，即信息革命，包括互联网的发展，以及全球网络空间的演进，并非发生在虚空之中，而是在既有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结构中进行的，并深刻的受到相关结构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