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国建立居住证制度，是制度层面对居民自由迁移权和基本公共服务保障权的一次认可。自上世纪五十年代末期以来，随着城乡二元化体制的搭建的巩固，人口自由流动被严格管制。此前，在广东、上海等地实施居住证制度的经验先行来看，我国居住证制度仍要改进，这是为什么呢？
其一，资质标准设置过于单一
学历、教育背景和引资能力，是这些先行城市发放居住证普遍遵循的主要依据，但实际上，不同的城市具有不同的产业特征。对于科技型城市，学历和教育背景重要，但对于服务型或资源型城市，学历、教育背景就未必适用。
更重要的是，已经和正在为所在城市做出贡献的人群，大多数集中于二、三产业的低端行业，他们能否具备领取居住证的资格，决定着居住证制度的预期效益。如果按现行标准，居住证制度就只能作用于少数人。
其二，门槛过高
基础分值设定过高，附加条件过多，考察时限过长，不仅提高了获得居住证和积分落户资格的门槛，堵住了多数外来人口的进城之路，而且从另一个侧面抑制了人口的自然流动。
实际上，只要外来人口为所在城市作出了贡献，纳了税，无论时长多少，都应获得相应权利。这至少在环境资源承载能力较高的非一线城市应该形成共识。
其三，居住证制度对城市公共财政形成现实考验。
全面推广居住证，核心目标不是非一线城市，而是非一线城市。但现实是，城市越大，对居住证制度新增的财政消耗的支持能力越强，财政能力较弱的城市，则很可能出现没有积极性或有心无力的情况。这将极大限制居住证落地的节奏。
现实情况决定了，全面建立居住证制度，难以立刻提高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覆盖率。从这个角度看，在完善居住证制度的同时，加快政府财政向公共财政倾斜的力度，通过城市群落的资源融合优化经济空间，加强竞争力弱的城市政府信用建设和市场建设，都是不可的缺少的准备。
有了这些准备，流动人口才能有更多的工作和居住地选择，才能有更明确的预期，并在这些预期导引下，实现人力资源更合理的分配，让居住证制度最大程度地发挥出倒逼户籍制度改革，推动新型城镇化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复合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