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7月以来，民政部、公安部等多个部委接连下发通知，专门整治各领域滥开证明现象，明确规定了一些不再开具的证明。然而调查发现，不少地方对证明材料的需求并未减少。在许多城市，基层民政部门表示“尚未接到具体通知”，仍然可以办理，一些派出所考虑到居民的实际需求，也仍然接受开具婚姻状况证明的申请。
“奇葩证明”人人厌恶，可为何难以根除？这其中确实有一些改革落实不力的原因。政策效应从中央传导到地方需要一定时间，不排除一些地方会敷衍应付、拖沓执行。而且，目前公民户籍、就业、生育、婚姻等基本信息依然如孤岛般散落存在，统筹性的改革举措尚未有眉目。由于职能部门难以完全掌握相关信息，有些证明无法压减也是无奈之举。有些地方就发生过去世老人由他人继续代领养老金、村干部捏造虚假信息骗取低保等问题。虽然给百姓制造了麻烦，繁琐了政务流程，但本着信息安全无虞的考虑，还有必要保留下去。
不管怎么样，让证明“瘦身”的改革大趋势不可逆转。就顶层设计角度看，要继续绸缪改革，打破各职能部门之间的信息壁垒和信息孤岛，建设切实可行的信息共享平台，减少开具证明的种类和环节。各级政府部门也应当强化便民意识，完善各部门之间的协调机制，避免在开具证明的问题上互相推诿扯皮、转嫁风险，尽可能在“公对公”的形式下把证明难题解决掉，而不是再像从前那样把皮球踢给群众。
一个巴掌拍不响。证明繁琐而奇葩，并不只是政府部门和社区的自身问题，也与一些企事业单位等证明的需求方密切相关。因此，要彻底解决滥开证明问题，不仅要落实中央的改革精神和各部委的简政放权新规，更要合理疏导和压减证明的需求。银行也罢，各类企业也罢，决不能些许小事都要支使群众去开证明。如果是借助强势地位为难群众，故意索要无关紧要的证明，必须加以曝光和严惩。
“奇葩证明”背后的有哪些诚信命题？从本质上讲，证明是诚信的载体，每一张证明的背后，都有着一道诚信的命题。让第三方出具证明，无非是以证明的形式给当事人的诚信状况背书。我们不仅要追问：除了证明之外，是否还有更好的诚信体现方式？是否应该把证明背后的不诚信预设，强加给每个人，即便这样做会让当事者厌烦？破解奇葩证明的难题，最根本的举措是尽快建立和完善社会信用体系，加大对不诚信行为的惩处力度，让所有人意识到不能造假、不敢造假，必须对个人提供的信息负责。如果能把社会信用体系建起来、用起来，一定可以节省社会诚信成本，形成全社会诚信意识不断增强的正向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