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袭来，农民增收不仅成为今年一号文件的关键词，也是今年两会上的热点话题之一。
然而，接受《第一财经日报》采访的多位专家认为，尽管相关措施频频出台，代表委员们也纷纷出招献策，但解决农民增收问题，还是要寻求根本之道。
农民增收形势严峻
2008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4761元，实际增长8.0%；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5781元，实际增长8.4%。城乡居民人均纯收入之比约为3.31∶1。
“我一直认为，衡量城乡差距，不能只看比值，绝对数量上的差额更有说服力。1978年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差距是200元左右，2008年已经过万元，照此趋势，到2020年将达到2.5万元左右，意味着提高农民收入更加迫在眉睫。”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科院农村所政策研究室主任李成贵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据中国社科院农村所的统计，农民收入中，42％来自务农，38％来自打工，还有20％是转移性收入和
财产性收入(
专题)等。
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农民收入的主体部分都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从去年秋天开始
农产品(
行情论坛)价格的涨幅明显下降，有的是绝对价格下降。目前，除大米和小麦等价格稍有上扬外，其他农产品价格下行趋势一直延续至今，影响了农民的农业收入。
本报记者此前在“中国蛋鸡之乡”河北省馆陶县采访时，一位养鸡户告诉记者，去年当地鲜蛋收购价一度高达3元/斤，养2000只蛋鸡一年能净赚一两万。但10月份以后市场价格一路下跌，目前略高于2元/斤的收购价，养殖户根本赚不到钱。
另外，出口的低迷导致就业岗位萎缩，高峰期我国2000万农民工离城返乡，外出务工也遭遇了“寒流”。
据人社部统计，截至2月底，返乡农民工有80%已经回城，20%还留在老家。而回城农民工中，有80%找到了工作，还有20%需要重新寻找工作。
增收难题短期难以突破
李成贵认为，提高粮食最低收购价，可以带动各种农产品整体价格上升，这是目前提高农民农业收入最现实的措施。因为很多农副产品价格是以粮食价格为基础的，比如猪粮比、棉粮比等，都与粮价直接相关。
按照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我国将较大幅度提高粮食最低收购价，小麦、稻谷最低收购价平均每斤分别提高0.11元和0.13元。全国政协委员、河南省新乡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吴金印介绍，提高小麦最低收购价以后，按小麦亩产1000斤计算，当地农民每亩地就能增收100多元。
“但是在我国，每个农民只占有2.48亩耕地，每户占有8.3亩。即使每亩耕地的收入提高，增收空间还是非常有限。可以说，只能解决温饱，不能达到富裕。”李成贵说。
全国政协委员、河南省工商联副主席陈世强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也表示，加大粮食补贴只是权宜之计，根本上还是要缩短工农业产品剪刀差，理顺粮食供应与市场价格的关系。但是完全改变目前格局还有很大的困难。
另外，危机面前，中央和各地都出台了各种扶助就业的政策。今年中国将实施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中央财政拟投入420亿元资金。
“表面上是金融危机影响了农民工的就业，但深层次原因是真实的城市化率太低，严重落后于工业化。规模庞大的农民工长期流动，不能实现市民化，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李成贵说。
“我国对农村投入欠债太多，农民增收问题是长期面临的一个困难，现在又遇到金融危机，短期内这个难题几乎无解。”中国人民大学农村学院副教授周立对本报记者表示。
加快城乡一体化
“立足当前，着眼长远，必须要加快城镇化进程，推动农民的市民化。让一部分人不当农民，才能让一部分当好农民。”李成贵说。
李成贵认为，中国现在有40%左右的人从事农业，人均占有农业资源少，劳动生产率太低，才是造成农民增收困难的根本原因。在发达国家，农业就业比例只有2%、3%，中国人口众多，情况特殊，但这一比例也不应该超过10%。
九三学社在全国政协十一届二次会议上也建议加快推进城乡一体化的改革，通过减少农民而大大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中小城市应尽快完全开放户口，并在教育、社会保险、住房保障等方面对农民工实行一视同仁的政策；应进一步推进农村土地制度和宅基地制度改革，建立市场化的退出机制，使进城农民能够在城市定居。
“但是城市化不一定是大城市，大城市容量也已经饱和，人才拥挤，农民进城也没有竞争优势。中央财政投入也应该向小城市、县城、中心镇等地区倾斜，发挥这些地区的经济潜力，吸纳更多农民进城。”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廖洪乐告诉本报记者。
致公党在提案《城乡统筹必须高度重视中心镇的带动作用》中也指出，中心镇是城乡要素资源双向流动的一个重要节点。加快中心镇的建设和发展，是实现农村现代化和城镇化、解决 “三农”问题的重要抓手。因此，提案建议制定“以宅基地换住房、以土地换保障”的政策。积极引导返乡农民落户中心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