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明确未来三年以及十年的“互联网+”发展目标，提出包括益民服务、便捷交通、普惠金融、协同制造等11项重点行动。
从一个业内人士构想到国家层面战略行动——马化腾、马云、马明哲于2013年提出“互联网+”实践，2015年两会期间马化腾提交了相关提案，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将制定“互联网+”行动——仅仅花了两年多时间，只争朝夕的速度彰显顶层对“互联网+”之重视。正如马化腾念兹在兹，“互联网+”代表着以人为本、人人受益的普惠经济。《意见》部署的“互联网+”创业创新、协同制造、现代农业、智慧能源、普惠金融、益民服务、高效物流、电子商务、便捷交通、绿色生态、人工智能，无不散发着为人民服务的清新气息。
一手是便民惠民，人人受益，一手是产业变革，经济转型。于经济而言，一是互联网逆向整合生产要素。由网络（网络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销售带来的信息，逆向传导至生产领域，由技术创新形成产品，再通过网络完成销售。二是“互联网+”对产业组织模式和经营管理的方式带来变化。这种变革，将给错失了两次工业革命的中国经济带来大量“弯道超车”的机会。例如，对于发展相对落后的农村地区和中西部地区，“互联网+”带来l 跨越式发展的可能性。专家指出，国家提出“互联网+”的意图，就是要推动经济提质升级。应该说，这种判断恰如其分。
“互联网+”风暴，“风暴眼”是科技革命，由此引发产业革命、社会变革的“鲶鱼效应”。科技革命、产业革命更多交给互联网，交给市场组织，社会变革则会牵动更多人的神经，需要政府主导、公众参与、社会协同。科技革命，被“革”的不仅是科技的“命”，同时也对建立在旧生态之上的法律、法规、制度产生某种冲击，形成紧张关系。例如“互联网+”金融，这些年互联网金融领域发展迅猛，依托网络的多元化、个性化、创新型金融服务纷至沓来，毋庸讳言，一些产品创新存在合规性问题，甚至存在法律风险，亟须正视。法律、法规、制度作出适时的、合理的调适，让“互联网+”有章可循、有法可依，不仅在金融领域。
《意见》提出，要创新政府网络化管理和服务，包括加快互联网与政府公共服务体系的深度融合，构建面向公众的一体化在线公共服务体系。据不完全数据，我国已有超过350个城市展开“互联网+”政务实践。广州先行一步，市民通过“城市服务”入口，可获得医疗、交管、交通、公安户政、出入境、缴费、教育、公积金等17项民生服务。政务一旦搭上“互联网+”快车，对政府公共政策制定、公共管理水平、公共服务质量将提出更新、更严、更高的要求， 改革没有回头路。这一过程，既要有决策能力与管理水平的改善，还要有服务思想的嬗变。
“互联网+”的出现，改变了旧有的生产要素，不再需要笨重的设备，不再需要建立庞大团队，加上行政审批改革，创业变得简单易行，每个人都可能成为创业主体和创新单元，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互联网+”的世界非常大，让我们一起出去看看!